撰文／陳奕安
拍攝／許若茵
劇照提供／蘇哲賢
越南移工「阿非」逃離原本的雇主，希望在台灣多賺一點錢，讓遠在越南的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但他生命的最後一幕，是在豔陽高照的海灘上，被追捕他的警察連續射擊九槍，魂斷異鄉……
這是劇情短片《九發子彈》的故事，《九發子彈》改編自2017年轟動一時的「越南移工阮國非命案」，在導演蘇哲賢的安排下，荒謬的劇情走向呈現了台灣社會真實存在的歧視，蘇哲賢認為：「殺死阮國非的，不是那九發子彈，而是我們的意識形態。」
《九發子彈》改編自阮國非命案，在導演蘇哲賢的安排下，荒謬的劇情走向呈現了台灣社會中，真實存在的歧視。（攝影／許若茵）
從阮國非命案洞見台灣社會本質上「人與人之間不平等」
2017年8月31日，越南逃逸移工阮國非被舉報破壞新竹縣鳳山溪旁的小貨車，員警陳崇文到場後，阮國非拒捕並丟石頭攻擊員警，員警則以辣椒水、警棍反制，阮國非當時試圖打開警車車門進入駕駛座，陳崇文當下扣下板機，在12秒內連開9槍，阮國非因此失血過多送醫不治。
阮國非命案引起當時社會對逃逸移工議題的關心，以及潛在歧視的討論，而蘇哲賢得知阮國非命案時，已經進入故事的尾聲了。
蘇哲賢回憶，當時媒體報導中寫道：「阮國非的父親阮國同來台處理兒子的後事，那是他第一次出國；阮父拿了一個用膠帶綑綁固定的水果紙箱，走向接機的地方，而這就是他全部的行李。」這段帶著感傷的文字刻劃，促使蘇哲賢去了解阮國非案的全貌，「我後來才知道，阮國非是被警察連續射擊九槍死掉的，很荒謬的事。」
一段描述阮父來台處理兒子後事的文字報導，促使蘇哲賢去了解阮國非命案的全貌，進而決定拍攝《九發子彈》。圖為電影中還原阮父剛抵達台灣的場景。（劇照提供／蘇哲賢）
談及阮國非之死，「外觀看起來像刑案，但本質上是人跟人之間的不平等」，蘇哲賢強調，自己想在作品中呈現的，是歧視和不平等；如果是一個美國出生的印度裔工程師，就可以在台灣自由轉換公司，那麼越南移工不能轉換公司、導致他只能淪為逃逸移工的原因是什麼？
蘇哲賢表示，了解事件後，他把想法寫成一篇日記，在2019年3月完成《九發子彈》劇本，並以此去參加「高雄拍」短片獎助計劃並獲得拍片補助。
在蘇哲賢的構想中，《九發子彈》不是一個紀錄片，因為在紀錄片的形式中，不可能拍到一個人對鏡頭說謊、不可能拍到一個很爛的警察，但如果用劇情片處理，就能有更多、更真實的呈現。
對於阮國非之死的發生，蘇哲賢直言，雖然阮國非命案的外觀看起來像刑案，但本質上是基於「人跟人之間的不平等」。（攝影／許若茵）
荒謬的切片：移工的生命之輕
在《九發子彈》劇中，阿非的義務律師在醫院太平間質問開槍員警：「如果阿非是一個金毛的外國人，你會射他嗎？」
蘇哲賢透露，自己曾跟律師邱顯智聊過開庭的狀況，邱顯智也曾私下詢問開槍的員警陳崇文：如果對方是白人，他是否會開槍？蘇哲賢聳聳肩，「我們想也知道，如果是白人你一定不會開槍啊！東南亞移工的處境就是這樣。」
在劇情安排上，蘇哲賢關心人在特定處境中的命運，透過電影語言呈現命運走到哪個地步、面對著怎樣的悲慘。
劇情最後警察殺死阿非的片段中，只有一顆長鏡頭，在遠處默默的拍攝（抑或旁觀）悲劇的發生 －－ 其實這一幕也可以拍的很狗血，像港產警匪片一樣，拍特寫、上特效，做出槍戰、子彈飛來飛去的震撼感，但這樣的呈現不是蘇哲賢想要的感覺。
「我想呈現的荒謬感，是移工從海灘一路被警察追打到上車。」蘇哲賢回憶警察一路追打阿非，直至阿非死於槍下的畫面，「就這樣子耶，他就死了，然後海浪繼續沖刷、拍打，天空還是豔陽高照。阿非死得超輕的，我覺得超荒謬。」
在劇中，員警殺死阿非的片段只有一顆長鏡頭，在遠處默默拍攝著一切的發生。圖為《九發子彈》劇照。（劇照提供／蘇哲賢）
意識形態形塑歧視，最後「我們一起殺死了阮國非」
剛好2017年夏末，世界大學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大運）成為台灣全國最大的盛事，「讓世界看見台灣」成為響亮熱血的口號，但同一時期，阮國非的不幸也在這塊土地上演。「如果讓世界看見台灣是『這樣的台灣』，不是災難嗎？讓世界看見這樣的台灣，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蘇哲賢刻意將《九發子彈》劇情中射殺阿非的員警，設定為一位喜愛台灣國球 －－ 棒球的年輕男性，甚至案發之前，這位棒球迷員警還正收看著電視的世大運棒球賽事轉播，他更在劇中要求這位員警持棍棒追打阿非的動作，必須很接近棒球比賽的揮棒動作。
這是蘇哲賢的諷刺與批判，台灣人視之為光榮象徵的棒球運動，在《九發子彈》中成為攻擊手無寸鐵的越南移工的手段，他甚至指出：「某方面來說，也就是『台灣加油』這種優越的意識形態，殺了阮國非。」
2017年阮國非命案發生時，恰逢台北世大運落幕，當時「讓世界看見台灣」成為響亮熱血的口號，但同一時期也發生阮國非命案，蘇哲賢感嘆「如果讓世界看見台灣是『這樣的台灣』，不是災難嗎？」圖為《九發子彈》劇照。（劇照提供／蘇哲賢）
蘇哲賢進一步解釋，棒球是台灣國族意識中的重要元素，但透過節目形塑出的意識形態，卻跟白人欺負有色人種的壞是一樣的姿態。他舉例，台灣成棒代表隊在過去的國際賽場上，若遇到很強的美國隊就會縮起來；碰到曾經殖民台灣的日本就會自覺矮人一截；但對上南韓隊，就像看見仇人一樣抓狂起來，這些普羅大眾的思想、話語，久而久之成為台灣人的生活意識形態，但人們卻不自知。
棒球並非現實命案中的一環，這只是蘇哲賢在《九發子彈》劇情上的添加設定，但世大運期間舉國歡騰的情緒，與阮國非命案產生強烈對比，確實讓他質疑，所謂的讓世界看見台灣，只是「讓世界的白人看見台灣」。
蘇哲賢直言，身為電影導演他不想粉飾太平，「你的假裝好棒棒，其實給其他人帶來很多災難」，雖然不一定能做什麼，但不能再假裝沒看見。
「我以前拍攝記錄片《進擊之路》時，覺得邪惡的都會是別人。」講到這時蘇哲賢頓了一下，「但這次拍攝《九發子彈》時，我覺得其實是我們一起殺死阮國非的，不要說開槍的是那名員警，事實上員警的意識型態都是我們教他的。」
蘇哲賢坦言，他拍前部作品《進擊之路》時覺得邪惡的都是別人，但拍攝《九發子彈》期間他有了另一種體悟：「其實是我們一起殺死阮國非的。」圖為《九發子彈》劇照。（劇照提供／蘇哲賢）
從紀錄片到劇情片 他關心人的命運故事
蘇哲賢曾經以紀錄片《街舞狂潮》奪下第47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2013年因為發生洪仲丘命案，他開始關心社會議題，並於2016年完成關於人權律師、社會正義的紀錄片《進擊之路》，但之後蘇哲賢關注的焦點又從法律轉移，「法律是法律的事情，我比較關心人的處境。」
因此相較於《進擊之路》有大量的法庭畫面，《九發子彈》幾乎沒有法庭的場景，反而花費好幾幕去介紹越南移工阿菲與棒球迷員警的故事，對蘇哲賢而言，《九發子彈》裡的法庭辯論沒那麼重要，法條也沒那麼重要，那是一個人（阿非）甘願把尊嚴放下，出賣肉體、出賣一切，最後把自己的命賣掉去換取一頭牛的故事。
「電影（紀錄片）能做的事情還不如在法庭的訴訟。」蘇哲賢感嘆拍完《進擊之路》之後，洪仲丘命案沒有下文、也沒有人因此被起訴，真相也完全消失，帶給他深層的無力感。是以幾年後看見阮國非命案時，他就知道不能用紀錄片的手法拍攝，因為找當事警察來鏡頭前陳述是非常困難的事，且那位警察也不是單一個案，猶如法國作家卡謬（Albert Camus）的著作《異鄉人》所描述的背景，阿拉伯人、白人之間的不平等始終存在。
對於戲中的角色阿非、以及現實中的阮國非，蘇哲賢設想，他們或許就像大多數的越南年輕人一樣，喜歡唱歌、打手遊、會跟朋友去海邊放煙火，遇到喜歡的女生就會去撩妹，就是一個普通人。劇本裡對於「阿非」的描繪沒有特殊之處，他很天真、有比較大的經濟負擔，最後誤闖命運的狹路走向死亡。蘇哲賢轉述，飾演阿非的演員也是一位越南移工，這位男性移工告訴他，拍攝《九發子彈》是他待在台灣期間最重要的回憶。
最後，談到自己拍攝期間印象最深刻的事，蘇哲賢提及，某次拍攝越南移工們在海邊放煙火的畫面時，「他們玩得很開心，完全不像演戲，是真正發自內心的開心；後來有個越南女生做了一堆春捲來給劇組大家吃，超好吃的，我們都像朋友一樣。」
那一刻，劇組裡的所有人沒有國籍的隔閡，大家都是一樣的。
對於現實中的阮國非，蘇哲賢猜想，他或許就像大多數的越南年輕人一樣，喜歡唱歌、打手遊、會跟朋友去海邊放煙火，只是不幸誤闖命運的狹路，失去年輕的生命。圖為《九發子彈》劇照。（劇照提供／蘇哲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