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九發子彈》導演蘇哲賢:我們共同塑造的意識形態,殺死了一位越南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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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奕安
拍攝/許若茵
劇照提供/蘇哲賢

越南移工「阿非」逃離原本的雇主,希望在台灣多賺一點錢,讓遠在越南的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但他生命的最後一幕,是在豔陽高照的海灘上,被追捕他的警察連續射擊九槍,魂斷異鄉……

這是劇情短片《九發子彈》的故事,《九發子彈》改編自2017年轟動一時的「越南移工阮國非命案」,在導演蘇哲賢的安排下,荒謬的劇情走向呈現了台灣社會真實存在的歧視,蘇哲賢認為:「殺死阮國非的,不是那九發子彈,而是我們的意識形態。」


《九發子彈》改編自阮國非命案,在導演蘇哲賢的安排下,荒謬的劇情走向呈現了台灣社會中,真實存在的歧視。(攝影/許若茵)

 

從阮國非命案洞見台灣社會本質上「人與人之間不平等」

2017年8月31日,越南逃逸移工阮國非被舉報破壞新竹縣鳳山溪旁的小貨車,員警陳崇文到場後,阮國非拒捕並丟石頭攻擊員警,員警則以辣椒水、警棍反制,阮國非當時試圖打開警車車門進入駕駛座,陳崇文當下扣下板機,在12秒內連開9槍,阮國非因此失血過多送醫不治。

阮國非命案引起當時社會對逃逸移工議題的關心,以及潛在歧視的討論,而蘇哲賢得知阮國非命案時,已經進入故事的尾聲了。

蘇哲賢回憶,當時媒體報導中寫道:「阮國非的父親阮國同來台處理兒子的後事,那是他第一次出國;阮父拿了一個用膠帶綑綁固定的水果紙箱,走向接機的地方,而這就是他全部的行李。」這段帶著感傷的文字刻劃,促使蘇哲賢去了解阮國非案的全貌,「我後來才知道,阮國非是被警察連續射擊九槍死掉的,很荒謬的事。」


一段描述阮父來台處理兒子後事的文字報導,促使蘇哲賢去了解阮國非命案的全貌,進而決定拍攝《九發子彈》。圖為電影中還原阮父剛抵達台灣的場景。(劇照提供/蘇哲賢)

談及阮國非之死,「外觀看起來像刑案,但本質上是人跟人之間的不平等」,蘇哲賢強調,自己想在作品中呈現的,是歧視和不平等;如果是一個美國出生的印度裔工程師,就可以在台灣自由轉換公司,那麼越南移工不能轉換公司、導致他只能淪為逃逸移工的原因是什麼?

蘇哲賢表示,了解事件後,他把想法寫成一篇日記,在2019年3月完成《九發子彈》劇本,並以此去參加「高雄拍」短片獎助計劃並獲得拍片補助。

在蘇哲賢的構想中,《九發子彈》不是一個紀錄片,因為在紀錄片的形式中,不可能拍到一個人對鏡頭說謊、不可能拍到一個很爛的警察,但如果用劇情片處理,就能有更多、更真實的呈現。


對於阮國非之死的發生,蘇哲賢直言,雖然阮國非命案的外觀看起來像刑案,但本質上是基於「人跟人之間的不平等」。(攝影/許若茵)

 

荒謬的切片:移工的生命之輕

在《九發子彈》劇中,阿非的義務律師在醫院太平間質問開槍員警:「如果阿非是一個金毛的外國人,你會射他嗎?」

蘇哲賢透露,自己曾跟律師邱顯智聊過開庭的狀況,邱顯智也曾私下詢問開槍的員警陳崇文:如果對方是白人,他是否會開槍?蘇哲賢聳聳肩,「我們想也知道,如果是白人你一定不會開槍啊!東南亞移工的處境就是這樣。」

在劇情安排上,蘇哲賢關心人在特定處境中的命運,透過電影語言呈現命運走到哪個地步、面對著怎樣的悲慘。

劇情最後警察殺死阿非的片段中,只有一顆長鏡頭,在遠處默默的拍攝(抑或旁觀)悲劇的發生 -- 其實這一幕也可以拍的很狗血,像港產警匪片一樣,拍特寫、上特效,做出槍戰、子彈飛來飛去的震撼感,但這樣的呈現不是蘇哲賢想要的感覺。

「我想呈現的荒謬感,是移工從海灘一路被警察追打到上車。」蘇哲賢回憶警察一路追打阿非,直至阿非死於槍下的畫面,「就這樣子耶,他就死了,然後海浪繼續沖刷、拍打,天空還是豔陽高照。阿非死得超輕的,我覺得超荒謬。」


在劇中,員警殺死阿非的片段只有一顆長鏡頭,在遠處默默拍攝著一切的發生。圖為《九發子彈》劇照。(劇照提供/蘇哲賢)

 

意識形態形塑歧視,最後「我們一起殺死了阮國非」

剛好2017年夏末,世界大學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大運)成為台灣全國最大的盛事,「讓世界看見台灣」成為響亮熱血的口號,但同一時期,阮國非的不幸也在這塊土地上演。「如果讓世界看見台灣是『這樣的台灣』,不是災難嗎?讓世界看見這樣的台灣,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蘇哲賢刻意將《九發子彈》劇情中射殺阿非的員警,設定為一位喜愛台灣國球 -- 棒球的年輕男性,甚至案發之前,這位棒球迷員警還正收看著電視的世大運棒球賽事轉播,他更在劇中要求這位員警持棍棒追打阿非的動作,必須很接近棒球比賽的揮棒動作。

這是蘇哲賢的諷刺與批判,台灣人視之為光榮象徵的棒球運動,在《九發子彈》中成為攻擊手無寸鐵的越南移工的手段,他甚至指出:「某方面來說,也就是『台灣加油』這種優越的意識形態,殺了阮國非。」


2017年阮國非命案發生時,恰逢台北世大運落幕,當時「讓世界看見台灣」成為響亮熱血的口號,但同一時期也發生阮國非命案,蘇哲賢感嘆「如果讓世界看見台灣是『這樣的台灣』,不是災難嗎?」圖為《九發子彈》劇照。(劇照提供/蘇哲賢)

蘇哲賢進一步解釋,棒球是台灣國族意識中的重要元素,但透過節目形塑出的意識形態,卻跟白人欺負有色人種的壞是一樣的姿態。他舉例,台灣成棒代表隊在過去的國際賽場上,若遇到很強的美國隊就會縮起來;碰到曾經殖民台灣的日本就會自覺矮人一截;但對上南韓隊,就像看見仇人一樣抓狂起來,這些普羅大眾的思想、話語,久而久之成為台灣人的生活意識形態,但人們卻不自知。

棒球並非現實命案中的一環,這只是蘇哲賢在《九發子彈》劇情上的添加設定,但世大運期間舉國歡騰的情緒,與阮國非命案產生強烈對比,確實讓他質疑,所謂的讓世界看見台灣,只是「讓世界的白人看見台灣」。

蘇哲賢直言,身為電影導演他不想粉飾太平,「你的假裝好棒棒,其實給其他人帶來很多災難」,雖然不一定能做什麼,但不能再假裝沒看見。

「我以前拍攝記錄片《進擊之路》時,覺得邪惡的都會是別人。」講到這時蘇哲賢頓了一下,「但這次拍攝《九發子彈》時,我覺得其實是我們一起殺死阮國非的,不要說開槍的是那名員警,事實上員警的意識型態都是我們教他的。」


蘇哲賢坦言,他拍前部作品《進擊之路》時覺得邪惡的都是別人,但拍攝《九發子彈》期間他有了另一種體悟:「其實是我們一起殺死阮國非的。」圖為《九發子彈》劇照。(劇照提供/蘇哲賢)

 

從紀錄片到劇情片 他關心人的命運故事

蘇哲賢曾經以紀錄片《街舞狂潮》奪下第47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2013年因為發生洪仲丘命案,他開始關心社會議題,並於2016年完成關於人權律師、社會正義的紀錄片《進擊之路》,但之後蘇哲賢關注的焦點又從法律轉移,「法律是法律的事情,我比較關心人的處境。」

因此相較於《進擊之路》有大量的法庭畫面,《九發子彈》幾乎沒有法庭的場景,反而花費好幾幕去介紹越南移工阿菲與棒球迷員警的故事,對蘇哲賢而言,《九發子彈》裡的法庭辯論沒那麼重要,法條也沒那麼重要,那是一個人(阿非)甘願把尊嚴放下,出賣肉體、出賣一切,最後把自己的命賣掉去換取一頭牛的故事。

「電影(紀錄片)能做的事情還不如在法庭的訴訟。」蘇哲賢感嘆拍完《進擊之路》之後,洪仲丘命案沒有下文、也沒有人因此被起訴,真相也完全消失,帶給他深層的無力感。是以幾年後看見阮國非命案時,他就知道不能用紀錄片的手法拍攝,因為找當事警察來鏡頭前陳述是非常困難的事,且那位警察也不是單一個案,猶如法國作家卡謬(Albert Camus)的著作《異鄉人》所描述的背景,阿拉伯人、白人之間的不平等始終存在。

對於戲中的角色阿非、以及現實中的阮國非,蘇哲賢設想,他們或許就像大多數的越南年輕人一樣,喜歡唱歌、打手遊、會跟朋友去海邊放煙火,遇到喜歡的女生就會去撩妹,就是一個普通人。劇本裡對於「阿非」的描繪沒有特殊之處,他很天真、有比較大的經濟負擔,最後誤闖命運的狹路走向死亡。蘇哲賢轉述,飾演阿非的演員也是一位越南移工,這位男性移工告訴他,拍攝《九發子彈》是他待在台灣期間最重要的回憶。

最後,談到自己拍攝期間印象最深刻的事,蘇哲賢提及,某次拍攝越南移工們在海邊放煙火的畫面時,「他們玩得很開心,完全不像演戲,是真正發自內心的開心;後來有個越南女生做了一堆春捲來給劇組大家吃,超好吃的,我們都像朋友一樣。」

那一刻,劇組裡的所有人沒有國籍的隔閡,大家都是一樣的。


對於現實中的阮國非,蘇哲賢猜想,他或許就像大多數的越南年輕人一樣,喜歡唱歌、打手遊、會跟朋友去海邊放煙火,只是不幸誤闖命運的狹路,失去年輕的生命。圖為《九發子彈》劇照。(劇照提供/蘇哲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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