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洪嘉穗
照片／劉千萍提供

「爸爸是家中男生老么，在四十歲那年娶了來自越南的媽媽，他們的婚姻相差二十歲，且這段婚姻是沒有感情基礎的；當初爸爸跟我舅公透過仲介到越南找老婆，女生就站一排，選一個你喜歡的，然後在越南辦一場婚禮，接著回台灣再辦一場，媽媽在1996年從越南胡志明市來到台灣，隔年就生下了我。」

1997年出生於彰化鹿港的劉千萍，目前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在學生，看似平淡地說著她與媽媽的故事，但她眼裡含著淚光，卻不輕易流下。

「媽媽剛來到台灣時，語言不通，在小時候印象裡，她打電話給外公外婆時會一直哭，那時候我還不會越南話，但覺得自己彷彿聽得懂她們在說什麼似的。」最近這幾年，千萍試著回想媽媽的遭遇，這些瑣碎的經驗對她來說，就像一塊塊拼圖一樣。

千萍（左）約一兩歲時和媽媽回越南的合照，在她童年的記憶裡，充滿越南的圖像。（劉千萍提供）

悲哀又矛盾的默契：我不敢在媽媽面前叫「媽媽」

千萍的母親在二十歲時嫁來台灣，但爸爸的家人對她並不友善，時常有語言上的嘲諷，也時常對千萍及她的妹妹們說：「妳們要小心，不要太像媽媽。」但千萍內心充滿矛盾，因為她愛爸爸的家人、也很愛媽媽，同時深知媽媽也很愛她，但與媽媽親密的互動，會被其他家人挖苦說：「妳與媽媽感情很好呢！」

在前台眾人的監視底下，她跟媽媽培養出一種默契，表現出不會引起親友耳語的母女關係 －－ 她們不在親友面前說話，最後她甚至不在親友面前說出「媽媽」這個詞，有時候覺得自己非常懦弱，為了保全自己在大家族中的歸屬感，一再做出傷害媽媽的事情。

矛盾、難過、痛苦、撕裂與選擇

由於母親姓范，在台語裡跟「番」字讀音相似，漸漸地，家人開始稱呼媽媽為「番仔、越南仔」，在親戚面前，她們與母親親密互動，總會招來一些不甚悅耳的「玩笑話」。

千萍小時候情緒低落、難過哭泣時，總會莫名被家人說道：「妳現在的樣子，就像是妳媽媽在『番』的樣子」，這些言語使千萍從小就習慣壓抑自己情緒，只希望不要被家人認為她的情緒與脾氣，跟他們眼中的媽媽越來越像。

甚至，千萍在國小時期成績表現良好，有次考到全校第一名，卻被隔壁班老師質疑這第一名是否作弊而來，因為在當時師長觀念中，越南人的孩子不可能這麼聰明。

學校老師們知道她的家庭背景、知道她的母親是越南人，當時才十歲出頭的她，捉摸不住其他人的眼光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她的努力與積極，是為了擺脫刻板印象，希望自己不要成為「預言會被看不起」的人，然而當努力的結果有了傑出表現時，卻遭到師長不實的指控。

這些複雜的相處模式，矛盾、難過、痛苦、撕裂與選擇，考驗著只有國小的她，但她不能哭、也不能生氣，因為會立刻被家人閒言閒語：「妳這樣就像媽媽在『番』的樣子」，於是無限的壓抑，也無限的循環，撕裂與矛盾的掙扎，佔了她國中、高中求學時期的大半生活。

「妳是哪裡人？」是個讓人害怕的問題

小時候千萍常被親友問到：「千萍，妳是哪裡人？」但她最初聽到時，並不知道這些「我是從哪裡來、我是誰、我是哪裡人」的問題是什麼意思，對這些問題遲疑了一會兒，但親友們哄堂大笑說：「這還要思考嗎？妳這麼想當越南人喔！」

從此，她開始對這些問題感到害怕，好像需要在期待的答案下給予「最正確」的答案，必須在媽媽與家人間做出選擇。於是她從原先的遲疑態度，漸漸地被訓練成不假思索地回覆「我是台灣人」，甚至後來面對家人們的疑問時，千萍學會快速地回覆：「不要再說我是越南人！」以擋住更多親友們對她與媽媽的連結，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她討厭媽媽是越南人這個事實。

而當她有更多人生經歷後，慢慢了解「認同」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是需要很長的實踐歷程與認識，以及主體性的認知。於是在高二這年，千萍擔任彰化女中台灣文學社社長，透過文學培養了她深厚的人文科學素養，以及對台灣文化、歷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關懷，同時她也到賴和文教基金會擔任文化解說員，以更多實際行動來認識「何謂認同」以及「何謂台灣人」。

在高中時期不斷思辯的過程中，千萍開始回想小時候的種種，與她的生長歷程。

千萍在高中時期擔任台灣文學社社長，奠基了豐富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思想，同時也擔任賴和文教基金會的文化解說員，以深度的文化踏查讓更多人認識彰化及台灣文學。（劉千萍提供）

媽媽想證明自己有謀生能力，卻被家人解讀成「愛往外跑」…

但在千萍高二這年，父母卻突然離異，由於千萍長期以來由姑姑照顧長大，與父母分居十年了，她原以為父母的離異對她的內心影響不大，剛聽到消息時還有些不以為意，甚至想靜靜地以一個旁觀者看待著他們的婚姻；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卻有一股巨大的難過與罪惡感在千萍心中緩緩而升，她開始自責地認為：是不是自己的錯？是否因為自己沒辦法修補媽媽與家人間的關係，才讓媽媽必須忍受這些閒言閒語、以及眾人的冷嘲熱諷？過去十幾年自己都怎麼了？他們的離婚是不是自己害的？

她還回想起，過去媽媽一直努力爭取去外面就業，還曾去彰濱工業區當作業員，是為了證明自己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但媽媽的勇敢與大膽，卻被家人解讀成「愛往外跑」，但現今社會有哪個成年台灣婦女的求職行動會被這樣看待？自小看在千萍眼裡的，是媽媽無止盡的憂愁，她多麼希望家人能以同理心來包容媽媽的感受，但她自身的哀傷與哭泣，卻在家人眼中被解讀成「番」。

千萍從小的努力與肯定，就是想證明自己的存在、不想被看輕，希望在長大後有能力為母親辯駁；然而在還沒長大前，父母就離婚了，她內心充滿愧疚與罪惡，卻又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自責。

試想著現在年紀的我，就是媽媽當時來台灣的年紀

母親在十九歲(1996)來到台灣，二十歲(1997)生下她，如今千萍也來到這個當年母親嫁來台灣的年紀，她開始想像：當時的母親會遇到什麼樣的挑戰？需要多少勇氣來面對一切的未知與迷茫？

千萍好奇媽媽當時在想些什麼，她想更親近媽媽、找回媽媽，於是上了大學後，她開始自學越南文，希望可以透過語言文化產生更多的連結。在幼年的記憶裡，她很常與媽媽回越南的外公外婆家，留著許多與外公外婆相處的印象，一起躺在搖床、一起牽手去吃鴨仔蛋，她想找回童年回憶，也想更了解媽媽和媽媽母國的文化，「因為這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把她視為我的家鄉，學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想更認識自己、更親近媽媽。」

千萍第一次穿上越南國服「奧黛」時，身旁的阿姨說「妳也是越南的孩子呀」，這句話打中了她的心。（劉千萍提供）

我還能多做些什麼？

目前就讀政治學系的千萍，希望透過更多機會來了解新移民婦女和移工在台灣遭受的不平等對待，也希望透過更多的社會參與，來改善新二代的學習環境。

在大一那年，千萍參與了轟動一時的課程審議委員會（課審會）學生代表遴選，原本她因關注「新住民語納入國家教育」而參選課審會學代，但她不僅只展現對新住民處境的關懷、或對母親母國文化的喜愛，更多的是因為在臺灣文學研究社的經歷，千萍想成為一個關愛在地、對公共生活抱有熱忱的政治學系學生，她希望以她的視角和生命經驗來參與台灣的教育改革，或許會有許多經歷與想法不同，能讓台灣有更多元文化的教育模式與走向，讓多元教育與多元文化不只是口號或選舉支票，又或者變成政治團體的行銷工具，而是能透過更多的實際參與，有更深刻的落實與把關。

被賦予期待與刻板印象的「新二代」我們

千萍也談到，並不是所有的新住民二代都願意接受「新二代」這個詞或是角色，因為這角色有時被賦予了期待，但也被賦予了一些刻板印象 －－ 台灣社會期待「新二代」們都具有語言能力及跨文化交流的特質、能有更傑出的表現，因此那些能出現在鏡頭前光鮮亮麗的新二代，是幸運地被賦予了話語權，可能是因為受過高等教育、或有特別的經歷，使他們能擁有眾人目光，而媒體也喜愛挖掘報導優秀新二代「出頭天」的陽光勵志故事，再加上新南向政策，使得「新二代」被認為是非常有優勢的一個族群。

但同時，也有更多新移民家庭和新二代，其家庭的經濟狀況並不理想、學習環境也較不充足，因而在成果表現上的不突出，被誤認為是學習能力不足、或是拉低國民素質等，這些歧視與汙名，使的另一群「新二代」在弱勢環境下變得更加弱勢，汙名再汙名。新二代，很多時候是被這個社會所排除和忽視的。

千萍笑說，家裡的三姊妹好像呈現了三種「新二代」的類型 －－ 第一種是對跨文化想有更多的了解，努力積極想為「新二代」這個名詞賦予更多可能性，讓「新二代」能被看見；第二種則是不會對「新二代」這個詞感到不舒服，但也對它沒有更多興趣；第三種則是完全不希望「新二代」這個標籤貼在新二代身上，甚至不希望別人知道自己有這樣的身分和家庭，因為不知道會帶來何種眼光與挑戰。

她形容自己「東缺一塊、西缺一塊，永遠的遺失、暫時的移置，吹不走滿溢滿溢的悲傷，年復一年，缺失的拼圖的影子獵捕脆弱的載體」，期盼在未來的人生能繼續努力尋找自我，拼湊出一塊塊不凡的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