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圖說：喜歡閱讀、學中文的Atika（左）和朋友亞業、書漢，三人長期積極參與One-Forty的活動。（曾婷瑄拍攝）

撰文、攝影／曾婷瑄

7月22號這個週日，台北車站內棋盤大廳架起舞台，出現了好多個隔板與遊戲關卡，讓原本已經人來人往的大廳更加熱鬧。許多平常就會在此聚集的移工以及路過的搭車民眾，也不禁探頭探腦，最後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加入了這場盛會。

這天One-Forty把車站內大廳包了下來，不僅作為One-Forty School 近百位印尼移工完成學業的畢業典禮，更藉「One-Forty三週年派對」的名號，把大廳打造為一座學習遊樂園，安排一系列的任務闖關以及精彩的成果發表，讓印尼移工和一般民眾能近距離同樂互動。除了活動內容與目的外，《移人》記者也同樣好奇這些畢業生、印尼移工，以及因路過而參與的民眾，對於這樣的活動或彼此有什麼樣的看法？

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在參加活動前，對於移工議題都並不熟悉。從事網頁設計的楊小姐表示，先前對移工的印象就只是他們喜歡聚在一起，而這次參加活動最驚訝的發現，就是原來他們的薪資那麼低，尤其是外籍漁工，月薪竟然只有幾千元台幣！此外，透過這次的企劃，她才有機會來仔細思考移工的存在：「原來很多移工回到故鄉也是有夢想的，而且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興趣與才能，不只是工作的機器。」

楊小姐繼續說道：「北車對我們而言只是交通樞紐，但在他們眼中，這是一個情感凝聚的重要場所。我之前看過北車外辦的開齋節活動，覺得這是對多元民族的尊重，也展現台灣的包容性。」尤其楊小姐曾在日本留過學，對排外結構更能感同身受；她不諱言的表示，台灣的包容性相較之下是值得嘉許的。

有旅日經驗的楊小姐，認為這場活動是對多元民族的尊重，也展現台灣的包容性。（曾婷瑄拍攝）

在社運團體工作的呂小姐則對One-Forty有更深一層的看法，除了她本身就對移民工議題有興趣外，也因爲婆婆家有請外籍看護工，早期會訂四方報，讓她更想要瞭解接近。她表示：「One-Forty跟早期走悲情路線的移工團體運動很不一樣，後者比較像是救火、走急難救助的路線。One-Forty講求創新教育，讓年輕人參與，改善與移工的關係。年輕人的思維已在改變，但是中老年人成見較重。我也希望可以透過自身力量改變同儕，擴散影響力。」

從事社運工作的呂小姐，認為One-Forty跟早期走悲情路線的移工團體很不一樣，走出一條新穎的路線。（曾婷瑄拍攝）

呂小姐拿粉筆把黑板上的「治安死角」改為「移工天堂」。

有趣的是，透過這次機會我也訪問到一位本來對移工印象不太好的民眾黃先生，而他也願意和我聊聊他想法上的轉變。

「我以前覺得不能讓他們完全佔據北車大廳，畢竟這是外國人來到台北第一個看到的地方，他們對於市容的印象可能取決於此，所以我以前覺得，還是要針對移工稍加管理。」從事餐飲業的黃先生坦言，「不過這次看到One-Forty這活動嚇一跳，不僅規模很大，也發現其實移工真的蠻辛苦的，這樣想想，他們週末的確也需要一個地方休息。」

對於移工媒體上的負面和罪犯形象，他說：「什麼族群都有好有壞，有時許多誤會都起因於不了解或片面的認知。有些犯罪是個人的問題，但有些犯罪例如逃逸移工，可能你就要從背後的結構原因一併討論。」最後，他很高興的跟我說，他想加入One-Forty的志工團隊，多了解這群遠道而來的朋友。

原本對外籍移工印象不太好的黃先生（背向鏡頭穿藍衣者），來到這次活動後對移工徹底改觀，甚至想加入One-Forty擔任志工。（曾婷瑄拍攝）

轉頭看看，台上的畢業典禮也舉辦的差不多了，記者終於可以訪問之前因緊張而還不願接受採訪的應屆畢業生了。印尼移工學員Sri Lestari參與了One-Forty的中文課程、電腦以及商學院。剛結束六個月中文課程的她，表示老師都很有耐心教導他們，一個月能花兩個週末的時間來充實自己，她覺得很棒，而且One-Forty的課程學費便宜，教材跟衣服都不用錢，讓收入不多的移工都能負擔得起。

Sri Lestari說：「學會中文對以後回到印尼找工作比較有利，而且商業課程裡，老師會教學生如何經營小本生意，開店。」透過Sri Lestari得知，One-Forty的老師還會飛去印尼協助輔導已經回家開店的畢業同學，她很驕傲地說：「我以後要回家過更好的生活，我要學著改變，找更好的工作！」這時的她，眼神堅定又自信。

接著Sri Lestari拉著我和她圍繞著Nasi Kuning（薑黃飯，在印尼是慶祝場合會烹製的特別料理）的朋友會合，坐身旁的Imaris跟我說，她來台灣七年了，工作也是照顧阿嬤，以前的她搞不太懂中文聲調，也不太懂雇主的意思，來One-Forty上課六個月後，現在和雇主溝通方便許多。從沒看過這麼大活動的她表示，週末放假可以在One-Forty上課，讓她在台灣的日子過得更加充實。

移工學校的應屆畢業生Sri Lestari參與了One-Forty的中文課程、電腦以及商學院，幾乎每個週末都在上課，但她樂此不疲。（曾婷瑄拍攝）

同樣也是應屆畢業生的Imaris在台灣擔任看護工，她透露在One-Forty學習中文六個月後，現在和台灣雇主溝通方便許多。（曾婷瑄拍攝）

而來台11年的Rose和來台7年的Warni則一直在活動櫃檯忙著，一問之下才知道，兩人是今年的One-Forty大使，趁著空閒也請她們聊聊自己的故事。Rose表示，現在整個台灣的氛圍跟她2000年第一次來台時很不一樣，當時很多雇主不讓移工休息、不讓他們出門，怕他們學壞，但現在已經改變很多了。Warni也有相同的發現，她2007年第一次來台，這次回來發現感覺差很多，確切來說，台灣民眾對於伊斯蘭教習俗跟開齋節更加瞭解了。

「One-Forty是一個family，老師是朋友。除了中文進步，在這裡可以很開心、放鬆。也可以分享經驗。例如在Open Sunday，我們可以跟台灣人分享經驗、故事或我們做的菜，學習彼此溝通，很高興能讓台灣人認識我們，不要有距離。」Rose及Warni兩人一邊說一邊開心地笑著。

One-Forty大使Rose（右）及Warni（左）認為，台灣社會目前的氣氛對移工及伊斯蘭教友善許多。（曾婷瑄拍攝）

接著，展覽區三位對著看版熱烈討論的女孩吸引了我的目光。一位是在「Teach for Taiwan」工作的雪菁。在此之前，她對移工沒有太多看法，就單純地認為他們是來台工作的一群人。但參加活動後，才驚覺他們受的剝削如此嚴重，領的薪水這麼少，雪菁說：「從這次活動發現他們作為『人』的一面，像我們一樣有期待、想像、感受，只是因為經濟環境不好，不能完成很多事。」從事教育推廣工作的她，很肯定One-Forty投入移工技能跟語言的長期培力，注重實質，努力改變觀感以重新塑造社會氛圍。

與雪菁同行的兩位友人是來自「Teach for Malaysia」的慧慈和思恩，她們也向《移人》分享了馬來西亞社會對移工的普遍看法。在她們看來，馬來西亞民眾大多都對移工存有戒心，認為他們因為經濟能力比較差所以容易犯罪。例如慧慈的長輩就曾跟她抱怨說：移工很可能帶有傳染病、讓移工在醫院看病等於是浪費醫療資源……等。

兩位馬來西亞女孩認為，馬國至今仍用「外勞」一詞指稱「移工」的事實，就反映出背後的歧視心態還相當普遍，思恩同時指出，馬來西亞政府已經開始限制移工進入並積極遣返移工，例如餐飲類已禁止聘用移工，以免搶了當地人的工作機會。相對馬來西亞的狀況，她們給予台灣肯定：「覺得台灣『人性化』看待移工的方式跟馬來西亞很不一樣，只要拿出同理心，就會發現他們也是有夢想、有抱負的，大家都是『人』，沒有人願意選擇犯罪。這樣想想，很多誤會都是刻板印象造成的隔閡。」

臺灣的雪菁與馬來西亞的慧慈和思恩三位女孩從事教育推廣工作，她們相當肯定台灣人以人性化看待移工的方式。（曾婷瑄拍攝）

這時一位台灣中年女性阿娟，和丈夫在會場興致勃勃地詳讀資料，他們表示活動非常意義：「以前一般台灣人看到他們聚集在北車，就會覺得有點有礙觀瞻。我之前對他們也沒有足夠的了解，今天參加後才發現他們原來這麼辛苦，覺得很感動，了解到他們也是別人的家長、子女，而且移工薪水很低，飄洋過海來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身為高中老師的阿娟想要發揮影響力，透過教育讓孩子們了解移工：「我之後上課時也會多提到，要台灣學生懂得珍惜，因為這些移工在能力上一點也沒有比我們差，只是因為大環境不好，所以才選擇到台灣工作。他們是幫我們台灣扛起自身責任的人，要更好地對待以及尊重他們。」她和丈夫都很高興臺灣有One-Forty這樣的組織關注移工，藉此感受到台灣人情的溫度。

高中教師阿娟（左）與丈夫一起來參加活動，她說未來會在課堂向年輕學子多介紹移工。（曾婷瑄拍攝）

活動接近尾聲時，記者終於能趁著空擋訪問稍早因為要演出而一直忙碌的移工樂團「The Mandalas」。該樂團今年與客家歌手黃瑋傑一齊步上金曲獎紅毯，手持反剝削的標語，引起不小的討論。問到他們對於今天的活動有什麼看法，長髮飄逸一副酷樣的Aji首先說：「很喜歡印尼人和台灣人聚在一起參加活動，感覺很讚。有很多印尼朋友藉機會認識One-Forty，感覺好像一家人，感謝他們，努力讓印尼人學習中文。」其他團員Uno、Rohmann和Adi也很高興參加這樣的活動，藉著闖關遊戲時向工作人員學了好多中文。他們表示，台灣人很友善，即使不認識你，有會友善的回應你。雖然有人還是會以傲睨的眼光看你，但絕大部分的台灣人都很好。

主唱Mandala其實是One-Forty商學院時期的學生，他表示之後回國想開果汁店，卻馬上被一旁的夥伴笑：「這是我第一次聽他說要開果汁店耶，他的夢想太多了！」不過對於台灣，他有兩件事要說：第一是仲介費太高，不僅一開始就要付仲介公司近10萬台幣的費用，每個月還會以各種名目苛扣服務費；第二，就是仲介老闆不尊重法律，而政府卻袖手縱容。

Mandala用音樂淚訴了許多移工的懣憤，歌曲Laraku（我的傷痛）第一版描寫外籍漁工枉死的真實案件，希望漁工被虐的悲劇不再重演；第二版則唱出了高仲介費的問題，指出即使每個月收了那麼多費用，但每次需要協助時卻求助無門，態度也都袒護雇主。最後他說：「我希望繼續透過樂團的音樂，讓移工的處境更好，讓台灣和印尼更彼此了解。」

超人氣印尼移工樂團「The Mandalas」是當日活動的壓軸表演團體，他們希望用歌曲唱出更多印尼移工的心聲。（曾婷瑄拍攝）

如同One-Forty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所致力的，「培力」(empowerment)對移民工來說是很重要的課題。學習技能，尤其是當地國語言，不僅能使工作與生活更加順暢、了解當地社會脈動，更重要的是，它能為移民工帶來自信與意識，使他們在不幸面對剝削、歧視及不公義時，更願意挺身而出，為自己以及社群發聲、保障權益並尋求改變。

就像訪問結束前阿娟輕拍我的肩，說道：「一起把美好的事情發揚光大吧！」是的，這也正是One-Forty、移人、燦爛時光書店、1095、望見書間……以及許多民間機構一直以來，所努力不懈的目標。

活動進行中也有許多移工席地而坐一起吃大餐，畢竟每人休假天數有限，大家藉由這場活動彼此碰面、聯絡感情。（曾婷瑄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