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薇
封面繪圖／Hilda

回憶我人生初次接觸到外籍移工，是家中請了一位看護幫忙照顧年邁的外公，這位來自印尼的姊姊叫做Coco（化名），印象中年紀不到二十五歲，卻已結婚當媽媽了，Coco的老公同樣身為外籍移工在彰化工作，夫妻兩人因為工作關係，一個月只能見面一次，孩子則留在印尼老家由其他家人代為照顧。

Coco最後離開我們家的原因，是因為她被查到是非法移工，還記得她離開的那天，我買了一條巧克力送她，這是我第一次對外籍移工釋出善意。

接著來到家中的是一位較年長的女性，同樣來自印尼，我對這個阿姨的印象就稍顯模糊了，因為我已經升大學，待在家裡的時間變少，只知道外婆常與這位阿姨有爭執。

外婆年紀比外公小13歲，年輕時習慣被外公呵護，造就外婆愛爭風吃醋的小女人個性，不允許外公與其他女人有接觸。這些事情我從小就司空見慣，但對於來到我們家工作的移工阿姨來說，是一種沉重的情緒壓力，最終也因為這樣，阿姨在外婆的不諒解下離開了我們家。

最近一位離開家中的移工姊姊是維真（化名），維真同樣來自印尼，她會講英文但中文不好，於是一個禮拜回家一次的我，成為移工姊姊與外公、外婆間的溝通橋樑。

維真的工作內容主要是幫忙打掃家裡環境、幫外公按摩、以及推輪椅帶外公出門散步，但外婆愛吃醋的性格，使得維真必須想辦法與外公保持適當距離、但又必須做好她份內的工作，這樣的處境對她來說甚是兩難。

對於外婆的情緒勒索，我們只能選擇包容，包容到最後甚至演變成麻木，成為一種家中的日常 ── 每個星期我們家都要重複聽外婆講著同樣的抱怨，這些抱怨都是針對維真，當然我們都知道外婆的性格，所以私底下不會去怪罪維真。

這樣的情況大概維持了兩個月，維真最後也離開了。

我還記得最後一次與維真的對話內容，當時我原本還在跟她溝通家中採買食物的頻率及情況，也像往常一樣，我偷偷問她與外公、外婆溝通上有沒有什麼問題，她連忙回答說沒有，我說外婆確實比較情緒化，希望她不要介意，她笑笑回說：「妹妹，謝謝妳。」

但維真突然話鋒一轉，說她的仲介打電話給她，表示外婆希望把她換掉，當下我滿臉錯愕，因為家中沒有人知道這個情況。

維真說她四天後就會離開，我連忙問，仲介有沒有幫她安排其他工作了？她說有，當下我寬心了些，但心中仍充滿歉意，結果維真反而先開口說對不起，因為她答應要買聖誕禮物送兒子，她不得不立刻尋找下一份銜接的工作，最後她不斷地向我道歉。

「妹妹，對不起。」

兩分鐘的對話中，這句話縈繞了不下十次，維真的每一聲道歉，都讓我整顆心糾結不已，那種心酸的感受很無力、很無助，我告訴她：「我們全家人都沒辦法處理外婆的情緒問題，妳卻得每天不斷去承受這些，該感到抱歉的是我們。」但維真連忙說：「沒有的，妳的家人們真的都很好。」

明明是她受盡無數委屈，但最後一刻仍然選擇用這種溫暖的方式做回應。

離開前，我拉了拉維真在整理冰箱的手，跟她說再見，希望她可以到更好的雇主家中工作，她轉頭向我道別，映入我眼簾的是她那雙早已泛紅、卻不敢讓淚水滴落的雙眼。

維真待在我們家的兩個月期間，我每次與她溝通都感受到，維真並不認為她的角色與我們是平等的，她總是頭低低的迴避我的眼神，每一次都等到家中所有人吃飽飯，她才願意出來吃飯。

維真、Coco、以及其他曾經在我們家待過的印尼姊姊/阿姨們，與我們一樣同為人生父母養，她們來到異鄉後如此努力工作、認真生活，還必須時常承受社會的異樣眼光、必須在職場付出大量情緒勞動，卻鮮少能擁有身而為人的尊重。

台灣老一輩的人習慣稱呼外籍移工為「菲傭」、「印傭」、「外勞」…… 既是傭又是勞，他們的工作對本國人而言就是低下的、容易被取代的，僱用移工的雇主成為資本主義下的既得利益者，很難對移工的處境與待遇感同身受，而當頤指氣使的雇主是家長時，言行舉止時常影響家中孩子的價值觀形塑。

我承認最早的我是對外籍移工充滿歧視的，畢竟出生在既得利益者家庭，加上資本主義社會擁有的競爭特性，使我認為「有能力的人才有辦法過上好生活，沒能力的只能去幫傭做工。」但隨著逐漸長大、逐漸與家裡的每一位移工阿姨/姊姊接觸後，我慢慢發現，小時候的想法不盡然是正確的。

2019年，曾經當過空姐的知名作家李牧宜，撰寫了一系列她前往印尼探望曾經在她家中服務過的移工安妮及伊卡的文章，之後有媒體將這段過程拍攝成報導影片，我看到影片中李牧宜與安妮、伊卡有說有笑、宛如姊妹的畫面，再次觸動我的內心，原來，主僱之間也可以是這種相處模式。

我想起了Coco、想起了那位不知名的阿姨、也想起了邊泛淚邊講著「妹妹，對不起」的維真，因此才有這篇文章出現。雖然我已經沒機會像李牧宜那樣去印尼探望她們，但我暗自在心中許下承諾，從今以後，我願意對每一位接觸到的移工都抱持著溫柔的同理心，以及給予她們身為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