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移民工文學獎得主專訪】Etty:疫情中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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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攝影/江婉琦

疫情中的2020年,Etty沒有實現她對兒子的回家承諾,她待在臺灣。在疫情裡的這段日子,她曾在台北車站大廳的座椅上,被臺灣人驅趕;坐在公車上戴口罩靠窗,別人看她是外勞,不敢坐她旁邊,站著擠滿人的台北公車裡,她身旁總是空位。

她說這是典型的,疫情移工生活。

 

「我多了新的工作,就是在最近的藥局排隊購買口罩還有酒精。

全球性流感後,被感染的患者逐漸攀升。中國武漢進行封城,避免病毒擴散。臺灣政府禁止移工放假回國,包含在東南亞有著最高死亡率的印尼。其實,接近開齋節是離鄉背井的大家回家鄉的時刻。」

—節錄自《疫情中的承諾》Etik Nurhalimah

 

這是今年移民工文學獎以《疫情中的承諾》一文獲得優選獎與青少年評審獎的Etty。這是Etty第二次得獎,2017年她曾經書寫了短篇小說《紅色》,刻畫女性移工在異地的情慾掙扎,後來這篇故事被劉純佑導演翻拍成公視學生劇展。

《疫情中的承諾》一文,書寫了她自身在疫情裡的故事,多年沒有回家的她,違背了與孩子的承諾,留在臺灣繼續工作。然而移工的身份,卻也使她在這段疫情期間有許多感觸,她想告訴臺灣人:「請不要這樣對待我們,移工同時謹慎的保護自己與雇主,我們每天也戴口罩和消毒。」

來臺灣工作,原本不在Etty的人生清單中。

Etty與一般在臺灣工作的印尼爪哇人長得不太一樣,她來自蘇門答臘島南方的城市楠榜,她家不緊鄰城市、不屬於鄉村,中間地方。Etty是家中長女,下有兩個弟弟,18歲那年高中畢業便需離鄉。她待過匆忙快速的新加坡,待過曾是自由的香港,赴國外打拼六年時光,之後,她回鄉,結婚去了。以為幸福了。

 

「在我心裡還是熱騰騰的,我當時是怎麼同時成為達瑪的媽媽還有爸爸。我們家庭的離婚之後,我一人扶養達瑪。我選擇跟父母分別,在鄉下租了店舖來隱藏我寡婦的身分。我不想要別人負面認為寡婦喜歡誘拐別人的丈夫。兩年來,我艱鉅的過著獨立生活,直到我下定決心離開家鄉埋葬我以往的黑暗。」

—節錄自《疫情中的承諾》Etik Nurhalimah

 

幸福的故事在移工的生命經驗中,像是命定一樣並不常見。Etty離婚後獨自帶著兩歲大的孩子開店過日子,那段時日,她拼了命地想把婚姻的破碎小心藏起,鄰居問她:「老公呢?」她總是偽裝起笑容,說老公週六才來,都在外地工作。直到再也忍不住鄉村裡的指指點點,心想開小店也無法讓兒子讀大學,便決定親手搓破這個謊言,把小孩交給爸媽,她離開,到臺灣。

十分有自信的Etty,談起由於疫情因素而違背與兒子返鄉團聚的承諾時,一秒落淚。

我們與Etty在臺博館舉辦的印尼國慶活動碰面訪問,她戴著橘色頭巾,別一只小花胸針,相比於一旁身著華美服飾的表演模特兒,她整身樸素,除了唇上一抹亮粉紅色口紅,特別顯眼。她拍攝的時候,說話總是有自信的仰起頭,但當她拿起了兒子的照片,像是戲劇一般,一秒落淚。

離開家鄉真的可以埋葬以往的黑暗,帶著離婚婦女這個無法抹除的標籤,她在這裡像是有了新生;在臺灣,有時獨身的移工個個有難言的過去,聚在一起,彷彿重新活了一條生命。「來臺灣三年,我變得不一樣了。」

在臺灣工作至今九年,她說2014年的她變得不再平凡了。她開始寫作,在臉書寫詩、寫散文,寫兒子、家庭的故事。2015年,她開始想寫報導,便一家一家媒體投稿,成為印尼移工社群媒體「TIMedia」的記者。每日當她安頓好照護的雇主,晚間便是她寫稿的時光,她會喝一杯咖啡進入工作狀況,每日寫一點,假日出外採訪,一個月寫15篇新聞。她每日凌晨一點入睡,清早六點半起床。

Etty興奮地說著。此刻的我們,在臺博館一處小池子旁的靜謐角落訪談,不一會,蚊子便聚集過來,拍攝的大學生與我皆時不時抓癢,身子耐不住,左抓右跳。然而攝影機前的Etty,卻仍老神在在的安定坐著說話,絲毫不受影響。

她說,她像是在寫作裡找到了自己的快樂,寫著不累,只要有機會,她就嘗試。某天休假晚間,她到印尼商店採買生活用品,店家附贈一本雜誌,回家後,「我把買的東西通通丟在床邊,就翻那本雜誌,看到移民工文學獎的徵件訊息。」她眼睛一亮,從此開始,每年都投稿。

她說今年,新冠病毒讓印尼經濟大受影響,許多人失業,尤其是她在楠榜的故鄉小鎮,「現在是有家人在國外工作,生活才比較過得去。」Etty的兩個弟弟都失業了,家庭經濟重擔壓在她身上。而她在臺灣每日排隊替雇主買口罩,「年初的時候每天要排兩小時,站著腳好痠……,等等還要回去工作,我身旁都是臺灣歐巴桑,不敢拿椅子坐下……。」

Etty在生活裡找題材,她平日寫台鐵禁坐的報導,寫疫情中人心惶惶;假日裡,穿戴頭巾的她穿梭在台北的人流車潮,也總因為是外國人、是移工的身份而被冷落。她說那時她得獎寫了《紅色》,就是跟臺灣大學生在台北車站大廳簽約拍片的,「台北車站大廳,不是只是一個能坐著的地方,我們能在這裡跟臺灣人交流,更理解彼此。」

於是疫情中的2020年,她寫疫情的評論報導,在媒體裡;也寫自身對移工處境的分析,和她自己在疫情的感受,在文學裡。

「作為一個寫作者,文字是有力量的。」Etty是一個有自信的女人,因為開始寫作之後,Etty成為了社群裡的名人。她擅長展現自己,開始喜歡被關注。

訪問那天,Etty也當起記者,在印尼國慶活動上側拍影片。

我們跟著Etty在印尼國慶活動上到處逛著側拍,她那日也拿起了相機,說要剪輯影片紀錄一切;她露出自信、驕傲的笑容,遊走在熟人的華麗秀場,帶我們認識印尼辦事處長官,不時停下腳步,跟各樣的朋友問候。八面玲瓏,這是舞台前的Etty。

我看著Etty一直掛在臉上的笑容,我開始思考,舞台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樣的笑容笑久了不會累嗎?

訪問結束,我們道別。回家後的Etty在臉書發布了今天她和我們的合照,標記許多遇見的朋友。舞台燈暗之後,我想起她說在印尼隱匿離婚,不想被當寡婦,所以來臺灣。才知道,這樣的笑是很複雜的,游刃有餘,遊走自如,享受鎂光燈,那是過去在印尼鮮少能掛上的一種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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