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著工廠技術員的工作證，卻被帶到雇主家中，Ａ就這樣莫名地清潔了一年八個月。但看著嬌小且沒有技術背景的Ａ媽媽，我不禁好奇：「你當初怎麼會想要到工廠工作呢？」

「這才是奇怪的地方啊！我在菲律賓明明就是申請家事工作證，但不知為什麼，仲介就跟我說幫我申請到的是廠工….」看來為了配合台灣企業的配額制度，擅自改變移工申請文件的情況，從更上游就已經開始了。

就這樣，拿著技術工文件的Ａ，連工廠看都沒看過，就開始了在一品苑豪宅的生活 ── 噢不，是「清潔」人生。一開始除了超大面積的豪宅本身外，還需打掃何壽川太太的辦公室，以及他們打算出售的舊房子。舊房屋況不好，Ａ必須一個人趴在地上用力刮除水漬和掉落的油漆，趴著趴著，一整天就過去了。

「如果只是單純工作量多我還能忍受，」老實的Ａ這樣說：「但他們根本不把我們當人看」。是的，Ａ說了重話，看來她是忍無可忍了。原來，她和另一名較年輕的女移工Ｂ從早上五點半就要起床工作，到晚上十點多才能休息。連續14個小時的工作，卻只能和同事分食幾口的剩菜剩飯，餓的飢腸轆轆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只是家常便飯。

即使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還必須不斷找事情做，沒有休息的權利。因為似乎對何太太來說，移工就只是打掃的機器，一讓她們休息，她就虧大了，所以動輒咆哮指責。有一次Ａ在廁所手洗衣服，第一時間沒有聽到何太太的叫喚，之後她滿手泡沫地衝到客廳，卻只換來何太太的破口大罵，懷疑她在睡覺。「我和同事說，倒還真希望她能裝監視器，這樣就能證明我們一直工作，沒有偷休息。」這樣境遇中還能有幽默感，令人佩服。真不敢想像如此情況若發生在台灣人身上，僱主應該早就被爆料，甚至被告到吃不完兜著走了吧？

讓Ａ和同事Ｂ最痛苦的折磨，是24小時的精神壓力。何太太常常疑神疑鬼，只要東西一找不到，就開始飆罵她們是小偷，即使不久後找到，也從不會因自己的誤會道歉。一不稱心，就恐嚇要把她們遣送回國，搞得她們整天提心吊膽，連問都不敢問，只能揣測何太太的「上意」。有時何壽川和太太用餐時間不同，一旦沒有及時準備，等著她們的又是一頓苛刻的責罵。

忍受辛苦跨海來台工作，不就是為了賺錢讓家人過更好的生活？可惜Ａ和同事從不真正知道自己賺了多少，因為存款簿和提款卡都被何太太的助理沒收，限制提領，連薪資單都只叫她們簽名，不給副本留存。每個月不固定一到兩次的週日休息，也必須戰戰兢兢。僱主一再告誡，如果被警察抓到，不要說你在這裡工作，要說你在新竹、在工廠。她們懂，但又不懂。

Ａ和剛來五個月的同事只能每晚躲在棉被裡哭泣，直到有一天，同事下定決心不再縱容惡行，問Ａ願不願意加入她，一起舉報僱主，她答應了。於是同事聯繫了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與勞動局，就在2015年國慶連假期間，勞動局人員包圍了豪宅，Ａ和同事，緩緩地走出豪宅，走出剝奪她們勞工尊嚴的生活牢籠。她們的出走，意外造福了另一位在隔壁李政昊家，面臨相同困境的菲籍移工。

海外工作經驗豐富的Ａ，曾在新加坡、香港、杜拜、黎巴嫩待過，這次是她第三度來台灣工作，她認為台灣給移工的薪資待遇相對而言還算不錯，前兩次的工作經驗也還可以，而且她周遭不少朋友都遇到很棒的僱主。所以她說：「可能我運氣不好吧，我相信台灣大部份的人都是善良的。報案後遇到的勞動局人員和警察也都對我們很好，安慰我們不要擔心害怕。」我問她，如果前僱主要拿錢和解，她願意嗎？「我想我不會善罷干休，」Ａ的語氣出乎意料地堅決，「我想要確立官司，相信台灣的司法能還我們公道。」

最後的最後，結束台灣工作後你打算退休嗎？

這時，她立刻堆起滿臉笑容，拿出手機裡孫子孫女的照片給我看，「我想要存錢，回家開一間雜貨店，然後在店裡賣我拿手的特製甜甜圈。」原來她在老家時，就會做甜甜圈送給親朋好友品嘗，看到朋友們吃得津津有味，她便期望，有一天衣錦還鄉，把更多的快樂分享給她認識，與她不認識的朋友，這樣一切的辛苦就都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