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圖文由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提供，當日現場主持人為歐子綺老師，陳品鴻撰寫逐字稿，林益睿編輯）
前言：2017年，越南移工阮國非遭警方開槍射擊，最後失血過多致死。此事件再次突顯台灣外籍移工的長期處境，以及警察對於失聯移工的執法過當問題。紀錄片《九槍》以警方拘捕阮國非的密錄器片段開場，接續透過阮國非的親友、警方及移工產業鏈的訪談，具體點明台灣移工所面臨的社會境遇。
2022年3月22日，《九槍》曾經在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歐子綺老師開設的「移民與全球化」課程上做小規模放映，且當日映後邀請蔡崇隆導演以視訊方式進行座談，同時開放參與同學提問，我們可以從下列訪談內容中獲知蔡崇隆導演的拍片理念。
蔡崇隆導演：在2012到2016年左右，當我們做完兩部非法移工的紀錄片，得知了阮國非的事情。對我來講，非法移工的狀態勢必會跑給警察追，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看到這個新聞的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他會被開到九槍，然後當場死亡？」這也是製作這部紀錄片最主要的出發點。
在我還不完全了解這個事件的時候，透過新聞報導或側面消息只能知道阮國非拒捕及搶警車，於是警察出於阻止他的動機而開槍。我覺得如果是台灣人發生這樣的事，也不至於開那麼多槍，所以這個開槍理由沒辦法說服我。
我自己學法律的過程看過許多犯罪紀錄片和電影，一開始看待這件事情會帶有一點陰謀論的色彩，也就是在阮國非出現的河邊同時遇到這些人，感覺非常奇怪。我知道有些非法移工因為工作了半天都沒有領到錢，與雇主產生糾紛，所以有的雇主會報警逮捕非法移工，如此一來他們就不必償還積欠的薪水了。我想像背後是否有我們不知道事情，才發生這場悲劇，這便成了第二個想要追查的原因。
這部紀錄片跟我以前做過的司法人權紀錄片不太一樣，我做過蘇建和的紀錄片，通常都是發生了一件謀殺案，其中的被害者是無辜的、兇手可能是被冤枉的，所以必須查清誰是加害者。但是以《九槍》的事件而言，被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都很清楚，只是加害者是作為台灣公權力的警察，而受害者是外籍移工。
就表面看來，加害者和受害者都很明確，沒什麼好追查的，但由於我們之前做過非法移工紀錄片，了解到逃跑移工這個問題背後存在很多結構性因素。所以一方面要查明為什麼他會在那個地點被抓，以及警察開這麼多槍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想藉由此事件的調查讓台灣大眾更了解：為何存在這樣的非法移工？台灣有多少非法移工？為何這些非法移工今天會走到這一步？被警察槍殺前他曾經歷什麼事情？過去有哪些移工其實也經歷了類似的事，只是沒有悲慘地死在河邊而是其他地方？如同紀錄片中呈現的，一些移工在自己的工廠或宿舍身亡，那麼，是不是只有非法移工才會有如此遭遇？或是說，在台灣就連合法移工也隨時面臨莫名死亡的處境？
所以說，這個事件只是一個個案還是許多結構性因素造成？阮國非的事件看似誇張，但其實還有不少誇張的事件並沒有被知曉，這是我做紀錄片的第三個原因。大概就是有一個機會，把誇張的、大家不知道的事件集合起來呈現在這部紀錄片裡。
我出於前述動機開始籌備此片的拍攝，由於這樣的紀錄片不容易找到資源，所以就向國藝會提案，大致想把剛剛的觀點放到電影裡面。然而，最困難的就是我需要了解這個事件的過程，相關的資訊卻很少，所以原本的想像是透過戲劇重演的方式，從阮國非的視角去拍攝警察開槍的過程，但這麼做就會產生比較大的想像空間。
後來這個籌備進行一年多之後，我偶然之下得到你們現在在片中看到的警察密錄器畫面。我和團隊整個看過以後，才真的比較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於是重新考慮要不要用戲劇重演的方式來處理阮國非死亡的過程。這個密錄器提供了很多訊息，它有二、三十分鐘的長度，為了讓大家可以看到事情的原貌，幾乎沒有經過多少剪接，將其分成三段穿插在紀錄片裡面。
想當然，很多人觀看這樣的影像過程一定會感到不舒服或是很難過，但是對我而言，這個過程解答了我的疑惑。當時的媒體報導總是呈現一種二元對立，只有責怪警察或責怪移工、挺台灣警察還是移工人權這兩種解讀。
但我看過密錄器後認為，如果觀察警察開槍的過程，大家應該看得出來那位警察很緊張，或者是他沒有經驗，可是開槍之後有很多同事、主管和民眾待在現場。我們都知道發生這種事情時急救非常重要，但你可以看到阮國非在現場滾來滾去長達二、三十分鐘之久。我覺得這樣的畫面以台灣社會對待移工的態度而言，它反映出台灣人對外籍移工的社會心理，那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你說歧視也不至於，但它就是一種偏見、刻板印象，甚至是恐懼。即使阮國非挨那麼多槍躺在那裡，周圍的所有人還是很害怕，得等到人手多了才把他送上救護車。
大家想想，如果今天你們看到同樣的畫面，而倒在地上的是台灣人，周圍這些警察和民眾有可能會這樣處理嗎？這是我看完密錄器後很大的疑問，其實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為何，所以決定把它放入紀錄片，讓大家一起思考和面對這個問題。
最後再補充一下，有部分觀眾不太懂我所稱的「靈魂視角的敘事者」。他是一位越南男子的旁白，基本上有些觀眾會認為他代表台灣移工的一些心情，但我在片尾其實提到，這位旁白一些話的出處來自阮國非的臉書貼文，我們引用他的貼文作為片中靈魂視角的旁白。要把他視為阮國非的心聲感受也可以，要視為台灣移工的集體心聲也行，交由大家各自解讀。
這種角度以一般的調查性紀錄片而言是較少出現的，通常都是議題與訪談，但在《九槍》中有一個代表阮國非的視角，對我而言是蠻重要的發聲位置。因為這些移工在台灣是沒有聲音的人、沒有發言權，在這部討論他們命運的紀錄片裡置入移工的角度，我認為非常重要。基本上這也不是我編造的，那是阮國非在生前，從他剛來到台灣到過世之間的五年左右，只要他跟朋友出去玩就會留下一些影像紀錄，或是工作回來也會寫些東西抒發心情，尤其是過世前一兩年的內容，大多都是很累、很難過，或者懷念家人。你會在臉書上看到他所沈浸的心情，這原本只有他的朋友才能看見，我認為這些在生前不被知道的心情，如果在他死後能藉由相關的紀錄片被聽到，也是有意義的。
順帶提醒一下，有一些觀眾問的問題由於後製還沒完成的關係無法回答，例如目前片中的配樂、聲音的部分；靈魂視角目前是很淡的顏色，未來如果完成調光調色，它會看起來比較正常；以及有些電視新聞的片段會比較吵。因為整體來講，紀錄片雖然有一個客觀的基礎，但它仍是一個主觀的創作，所以除了密錄器之外，其他部分我們都還會再做調整。大家現在看到的完成度大約是95%，所以有些部分或許會讓你們覺得不完整或不清楚，四月底或五月初左右會有完成版，屆時也歡迎大家的指教。目前不管在結構、內容有什麼意見，都歡迎大家提供給我們團隊參考，謝謝。
提問一：影片中有提到比較複雜的回扣文化，我想請教這部分的脈絡是怎麼形成的？
蔡崇隆導演：回扣文化是在仲介的脈絡中討論到的，若是在阮國非的案例不一定得討論到仲介。我們之前在拍《再見可愛陌生人》的時候，比較是以非法移工人物的故事為主軸，雖然他們時常在批評仲介，但我們並沒有討論到仲介的部分。《九槍》從阮國非的事件衍生到結構性的問題，所以我才刻意去訪問越南仲介和台灣仲介。
非法移工逃跑都是因為仲介費太高，尤其在所有東南亞國家中，越南的仲介費是最高的，這牽涉到官商勾結的問題，以及台灣與越南的官方沒有認真處理這件事。其實我在針對回扣文化進行訪問時，台灣仲介並沒有特別提及仲介費與回扣文化的關係，所以我其實想讓觀眾知道的是越南移工來台所收的仲介費是沒有行情的，它是隨意讓台灣仲介與越南仲介喊價，可能十五萬到二十萬台幣左右，是很高的費用；但是仲介很聰明，他們不會說這是自己的問題，反而將問題的矛頭指向雇主。有些雇主的確如此，因為仲介的移工配額是固定的，而配額由雇主提供，所以兩方必須以一些利益交換，仲介才能做他的生意。像這樣的利益交換關係，他們就稱為回扣。
我們訪談的移工團體提到回扣是台灣文化的一種，不只發生在仲介這個圈子。對我而言，並不是說目前的移工問題與回扣文化關係甚巨，而是移工問題再深究一點會觸碰到長期存在的回扣文化，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為結構性問題是盤根錯節的。有觀眾覺得可不可以再多說一些以便了解，但我必須提醒今天這部紀錄片不是在寫論文，也不是百科全書，所以我們不太可能什麼東西都去深入、細談或是延伸，因為這會讓整部紀錄片失焦。
其實《九槍》的結構應該已經讓你們感到龐大了，有些東西我只能點到為止，如果觀眾還有興趣深入，就得自己做功課去多了解，畢竟我知道的仍然有限，無法在片中回答全部的問題，至少以一部紀錄片來說不能這樣說故事。
提問二：第一個問題，導演有沒有接觸這位員警並將他列為紀錄片受訪對象的規劃？第二個問題是導演剛剛提到的密錄器畫面，現場的人士對於阮國威的事件呈現漠然的狀態，讓我在觀看的時候也產生疑惑和驚訝。在紀錄片中也有帶到一位新竹地區菲律賓移工青年的紀念晚會，這兩個事件形成一個對比，可以看出台灣人對於這類事件不一定是淺薄的，其中也是包含熱情的人，但阮國非的事件好像沒有在後面有所展開。所以，我好奇台灣人對於密錄器中移工被槍擊的現場，其狀態和心境如何？導演想要怎麼處理這件事？第三個問題，導演提及「紀錄片的創作是主觀的，但呈現著客觀的事實給我們」，針對這句話我想要進一步詢問：主觀的涉入要如何在紀錄片的製作中取捨？另外，客觀事實存在非常多的面向，要如何呈現出較為完整的脈絡？
蔡崇隆導演：關於紀錄片的主觀跟客觀，因為我有在學校教授紀錄片製作和紀錄片歷史的課程，在第一堂課時，我會告訴學生如果你以為紀錄片就是百分之百客觀、真實的，首先要把這個觀念打個叉，這是一個刻板印象。紀錄片跟各種創作一樣都存在它的主觀性，而紀錄片與劇情片不一樣的地方，是紀錄片通常奠基了一定的真實基礎，或是跟真實有所連結才發展出這樣的創作。劇情片可以不用，它的基礎可以完全是虛構的，但紀錄片的基礎應該就是一個真實的東西，但那個真實也是經由我們選材、攝影和剪輯，每一部份都是帶有主觀的。
所以說，最後出來的作品要百分之百客觀是不可能的，這個說到底看似能夠理解，但實際上要怎麼拿捏？簡單來講，我們既然知道這是主觀的，就得不斷提醒自己這件事。不要像有些記者或紀錄片工作者認為自己是完全客觀的，我們一定要意識到自己的缺陷是什麼，因為沒有人可以做到完全客觀。
自知之明很重要。不過，我們還是要有追求真實的態度，在製作任何紀錄片時這是一定要追求的方向，那要怎麼做到呢？你們今天可以看見我的紀錄片中有很多主觀觀點，但是我會提出相當的影像證據，或是受訪者不同觀點的辯證，以此證明、表達我的觀點，不會僅止於我個人的主觀評論。影像證據以密錄器舉例，我為什麼放入這麼大比例的密錄器畫面？因為它反應出台灣社會對移工的一種集體偏見和恐懼，這不是我的片面描述，你們可以透過紀錄片去感受。
另一個避免自己主觀的方法，由於我們的作品是議題性的，裡頭的拍攝一定要包含訪問，訪問對象也算蠻多元的。雖然今天的加害者是警察，但是我也訪問警察，不會因為要批判警察就不訪問他們，片中一樣要包含資深警員的看法；另外，雖然我也不喜歡仲介，但我仍得訪問他們。
譬如說，《九槍》有位警察的姑姑，她說如果在菲律賓發生這種事的話根本就不會怎麼樣，為什麼台灣警察就要被判刑罰錢？我雖然沒辦法認同這種說法，但它還是得在片中呈現出來，因為這個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台灣主流或中產階級的意見。我很清楚我身邊也存在這樣的人或朋友，而我不能因為不喜歡他的意見，就拒絕這類意見出現在片中。也就是說，我有我的觀點，但事件的理想和立場可以是多元呈現的，我們要相信觀眾有能力綜合這些意見得出自己的判斷，要相信觀眾是有智慧的。你最後這個問題蠻重要的，我的想法大概是這樣，提供給你們參考。
歐子綺老師：我追問一下，這和第一題有關，導演有想要訪談該事件的陳崇文員警本人嗎？
蔡崇隆導演：在製作的一開始曾經想過要訪問陳崇文，可是後來在法院拍攝時遇到陳崇文的姑姑和媽媽。我們也曾經在開庭時碰到陳崇文，那為什麼最後沒有訪問他？一來是我最近到法院旁聽，聽到他回答法官的問題，譬如法官問「你為什麼開那麼多槍？」他回答他那時候很緊張。「為什麼不打輪胎就好？為什麼不打腳就好？」他說那時候沒有想太多，或者沒有看出阮國非流這麼多血，因為皮膚很黑。他已經給出他的說法了，對我來說那些說法不一定對他有利，除非他有個很有力的理由回答為什麼開九槍，而我很確定他的態度並不認為這件事是錯的，他的律師也已經對此表明。
我不會為了訪問而訪問，除非我想要去突顯這個受訪者，一方面是他的論點有價值，或是他實在太糟糕，讓我想要透過訪問來修理他。但是，我不認為他說的話有價值，他姑姑的意見還比較有價值，他姑姑說的話已經有一定的代表性；再者，我也不想修理陳崇文，即使整個事件的槍是他開的，但開槍後的事情經過大家都能在片中看到，不能完全怪他。有經驗的同事跟主管都來了，他們也沒有做什麼處理，也許阮國非本來不會死，所以最後阮國非的死不能完全怪在陳崇文頭上。
我如果還特別去訪問他，只是等同於把焦點集中在他身上，讓他變成一個代罪羔羊，但在主流媒體報導下他已經是代罪羔羊了，要不認為他不尊重人權，要不就是移工該死。先前的報導已經是二元對立的狀態了，我不需要重蹈覆徹，這也是我不想訪問陳崇文的主要原因。
所以主要是這兩個原因，這也結合我剛剛所說的你如何取捨主觀性，這就是我的取捨。我不想製造二元對立，即使這麼做會蠻好看的，但我不想要為了好看去做這件事。
提問三：我覺得這是一部很棒、很完整的紀錄片，可是我有幾個建議。第一，我相信每位移工來到台灣是很開心的，所以我很好奇阮國非怎麼從充滿希望的移工，最後卻身亡在台灣，我相信他當時沒有想到自己會一去不回。我覺得如果刻劃出這個面向，會讓這部片更精彩。然後我看了這部片，從頭到尾都很難過，尤其是他中槍的當下。我有一個小建議，可不可以有一個方式讓我們知道在阮國非事件後，台灣有什麼改變？對台灣社會有什麼好的影響？我同時好奇這個事件讓台灣大眾對移工的刻板印象產生什麼變化？
蔡崇隆導演：我們這部紀錄片不是為了讓觀眾好看。雖然整部片看起來很難過，但我在片中有訪問越南家人，讓大家知道阮國非原本的模樣、成長過程、個性和愛好。但是不太可能拍出他來台灣前的狀況，因為這不是劇情片，無法找人來飾演，所以紀錄片透過訪問讓觀眾想像他原本的樣子。況且，他來台灣的第二年就逃跑了，之後開始躲警察，所以沒有人能找得到他或是去拍他，若沒有發生這個事件，我們也不可能找他。以《九槍》而言，前面的建構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去演、把它變成劇情片，否則紀錄片只能做到這樣。
今天這個事件發生後如果有正面影響，我其實就不用製作《九槍》了。就是因為這事件發生到現在五年了，討論上仍停留在挺移工和挺警察的二元對立、各說各話，就如同台灣的藍綠對抗。其實這個事件從未真正被台灣人了解，後續也沒有多少媒體再特別報導，沒有特別報導就是因為阮國非當時有喝酒、吸毒，這在解剖屍體的報告上是有證實的。
以台灣的角度來說，阮國非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不是完全的無辜，因為他當時在吸食毒品，所以即使被開槍打死完全不合理，媒體也不會刻意去追蹤他的報導。所以，雖然這案子在兩三年後開庭審判並作出判決，但其實有報導的媒體很少。因為沒什麼人知道，所以這個事件並沒有產生什麼正面影響。正是如此，我才認為必須透過紀錄片讓大家知道這個事件沒有那麼單純，它反映出台灣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在對待移工的部分不只是一個個案而已。這麼做才會讓阮國非的死亡有價值，否則他只是一個個案，白白地死去。
透過阮國非還有密錄器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雖然整體感受是不愉快的，我能理解對於越南留學生的你們而言很傷痛，可是沒辦法，若不這麼呈現，為他留下紀錄，他就是白白死去了。我太太（阮金紅）也是越南人，這個事件不是因為她覺得得留下紀錄我才著手製作，而是出自我作為一個台灣人的立場，人是不分種族、性別的，阮國非也不該因此死掉。
我覺得越南人通常比較溫和客氣，今天如果因為阮國非完全沒有問題就被打死，大家可能會跳出來抗議，但因為越南人知道阮國非也有錯。以我太太為例，她覺得阮國非也有些問題，包括家屬也是這樣的心態，所以不太可能一直抗議或追究。反而是我們作為台灣人，我們自稱是一個人權至上的國家、比中國好、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就得用較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所以我製作這樣的紀錄片希望可以產生真的正面影響，因為我還沒看到正面影響的發生，這個事件目前是被埋沒的。你在看這部紀錄片以前就知道阮國非事件的情況嗎？（提問者越南留學生搖頭）你是越南留學生都不知道這件事了，何況是台灣人，台灣人十個有九個不知道。其實可以問問台灣學生對於這件事的感受，我也蠻想聽聽同學不同的意見，都可以給我作參考。
提問四：導演是怎麼決定這部片的英文片名（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我們知道片名是來自一位詩人的作品，但導演為什麼想要引用這個詩句？
蔡崇隆導演：我自己在輔仁大學念研究所時讀過佛洛斯特的這首詩，〈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這首詩有一個意境，主角一方面因為體力的關係想回去休息，另一方面是在生命層面上，他似乎不只是想睡覺而已，更接近生命上的死亡。基本上這首詩有這樣的意境，好像一個人很累，卻沒辦法馬上回去睡覺，甚至可以說「sleep」有安息、真正睡去的意味，還要很久以後才能安息，主角還有很多承諾得實行。我身邊有很多移工朋友，基本上都背負人生債務或家庭責任，所以他們基於那些承諾、責任，沒辦法好好休息。
這首詩有兩層意義：休息與死亡。英文片名直接叫《Nine Shots》的話沒有什麼想像空間，而我認為這首詩反應了我對移工生命狀態的了解，所以這是很主觀的選擇。如果同學老師有不同的意見，或認為有更好的英文片名，都可以告訴我。
問題五：請問導演打算如何推廣這部片？因為我前兩年才來到台灣，原本不知道有這個事件，在學習過程中比較有機會關注到移民議題與這個事件，可是我認為一般人不肯接受，不會想去看沈重的內容。但我覺得這還是很重要，所以想知道導演有什麼樣的推廣計畫？
蔡崇隆導演：推廣的部分是一個考驗。我以前是公共電視的製作人，所以過去製作的紀錄片都是在公視的《紀錄觀點》節目上播映。我離開公視到學校教書之後，我的紀錄片基本上都是參加影展，或者公視會買版權去播放，可是我這部《九槍》是限制級紀錄片，不適合在電視或網路平台播映，加上這部紀錄片可能需要一個像這樣的導讀或映後討論，大家才會對它了解更多。
由於還在後製，告一個段落後我會開始談一些合作方式，目前比較傾向校園推廣，就像現在這樣的方式；另一種可能是參加影展，影展通常是讓大家看到作品的機會，畢竟我們不是商業片，參展就顯得重要。因為這部紀錄片入圍金馬創投，也有放映業者來找我們談，他們對這類題材有興趣，所以有可能在北中南各找一間戲院進行單點放映。如果真的這麼實行，再麻煩同學幫忙宣傳，請有興趣的人到戲院觀賞。
由於《九槍》不太適合在網路上播出，所以若要在戲院播映的話，後期製作就會需要較多的資源，這也是我們要回應調色調光的原因。雖然它觀賞時有點難過，還是得在戲院裡看才能讓感覺完整一點。
有些台灣人可能認為為什麼要來看這麼沈重的紀錄片。我們有一個目標，希望非同溫層可以來看這部作品，中產階級可以來看、中間選民可以來看，不要只有同情移工的人來，因為這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在宣傳上，我們不會把《九槍》歸類為人權紀錄片，可能會把它定位在犯罪類型紀錄片。因為非法移工被認為是犯罪，警察開槍是業務過失致死，也是犯罪，所以基本上這部片是包含著犯罪事件的。不過，我有一個很重要的slogan：「殺死他的真的只是子彈嗎？」我一直抱持這樣的疑問。所以在宣傳時不用特地強調它很沈重、很人權，也許它就是犯罪類型的紀錄片，鼓勵大家可以來看看。
不論你有沒有聽過阮國非事件、一個被開了九槍的移工，對我而言我想丟出一個疑問：他被開了九槍，可是子彈真的是他死亡的主因嗎？是否還有別的因素？至於是哪些因素，你來看這部紀錄片就會知道，這是目前想像的宣傳方向。
問題六：我想問開槍員警的立場已經被很多媒體報導，但為什麼後續到的那些較有經驗的長官，他們的立場沒有被陳述出來讓大眾了解？
蔡崇隆導演：其他資深員警也是有點漠然，沒有對此採取什麼行動。這部分我也和你們一樣困惑，所以才把密錄器完整放出來，其實我並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而且可以看到現場的副所長一直在問「你到底開幾槍？」他們有點像鬼打牆重複一樣的問題，也在浪費時間。
由我去訪問他們是怎麼想的當然是比較簡單，但後來沒有特別針對他們訪問的原因，也類似訪問陳崇文會面臨的問題：把焦點集中到他們身上，讓他們成為代罪羔羊。但是我希望看完這部紀錄片不是只責備現場的員警，更希望的是能看見系統性和結構性的問題，也就是透過那些警察的反應，思考這是不是反映台灣社會對整體移工的漠視。
現在的新住民可被漠視的程度較少，因為他們是台灣公民，也生下台灣籍的小孩，但移工是外國人而非公民，所以我感受到很多不公的對待每天都在發生，台灣社會卻沒特別的反應。如果今天這些不公義持續發生，而且是五年、十年的事情，那麼這些現場員警對於開槍的警察有這種反應也就不奇怪了，這是一個象徵，所以我才認為不必特地去訪問他們是怎麼回事。
另外談到監視器，有時候我們在房間做的事情，在有監視器和沒監視器的狀況下，反應是不一樣的。這些警察恐怕沒預料到密錄器畫面會被大家看到，所以他們在裡頭的反應和動作是最自然的，他們不是為了給別人看才做出反應，所以也突顯了集體漠視是最自然的反應，這就是台灣社會對於移工的心理狀態，這是我的解讀。
我同時希望大家不用執著於陳崇文和其他警察這麼做的原因，那的確是個奇怪的謎，重點在於它似乎象徵整個台灣社會對待移工的態度。我們若有疑問的話，應該思考的是台灣社會為何讓移工處於人權版圖的邊緣呢？
我因為長期碰觸人權議題，可以發現移工議題是最邊緣的。我們針對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設立一些紀念活動，然而這些移工在現實生活中受我們壓迫，我們卻沒有做任何事。這麼說感覺有點像在批判大家，但我也作為台灣社會的一份子，所以指涉的對象包含自己在內。我的作品時常在批評台灣官方或政府，有人會覺得為什麼我都在丟台灣人的臉、暴露台灣較為黑暗面的部分？我想就是因為我很愛這個國家，所以我們必須挺胸去面對不好的部分，這也是我們有別於極權國家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