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圖說：《血統的原罪》作者杜晉軒與蔡勝添、鄔來、陳欽生前輩（左至右）合影。（杜晉軒提供）

撰文、拍攝／陳奕安
照片提供／杜晉軒

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意指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執行威權統治時期，1947年至1987年間，政府以掃蕩共產黨勢力為由，通過《懲治叛亂條例》、《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侵害人權。白色恐怖造成的傷害並不限於台灣人，馬來西亞籍「關鍵評論網」東南亞版編輯杜晉軒出版《血統的原罪：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難者》一書，透過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訪談及史料分析，梳理當時國家機器對東南亞華人受難者的迫害及原因，也點出現行僑務政策與《國籍法》的問題。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家境困苦的陳欽生，還記得那天他好不容易付了台幣七千多元的註冊費，上完了一堂課，沒想到這卻是他一生人中最貴的課！從此他再也未完成他在成功大學化工系的學業了……。

陳欽生記得那天台南天氣非常好，完全沒預料到會有所謂「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下課後的下午五點多，陳欽生準備回到位於台南市勝利路一三九巷的住處，原打算先洗個澡，再到他當時的女友家裡用餐。

就當陳欽生走到家門前的巷口轉角處時，一位約莫四十多歲，西裝筆挺的男子攔住了陳欽生的去路，他問道：「同學！同學！請問你認不認識一位叫陳欽生的同學，他也住在附近。」陳欽生不覺有異，反倒覺得怎麼湊巧問到他了，他便回：「怎麼這麼巧，我就是，請問有什麼事嗎？」

後來陳欽生才明白，原來這是台灣調查人員對目標設下的一貫伎倆，目的是為不讓嫌疑人馬上逃走。那位調查人員告訴陳欽生，陳欽生有位姓蔡的親戚來了台北，還帶了東西給陳欽生，但礙於太忙，特意請他南下接陳欽生上台北。個性純樸的陳欽生不疑有他，便答應一同北上，原本他要求先回住處拿些錢和換件衣服，並告訴房東一聲再北上，但調查員生怕有變，連忙跟陳欽生說：「不用了，不用了！馬上就會回來。」陳欽生自嘲他就這樣傻傻地上了調查員停在巷子口的黑色轎車，時隔近半世紀才再回到台南這傷心之地。

自從一九六八年夏天在台北蘆州僑生先修部畢業後，除有次同前女友到台北縣的烏來遊玩外，陳欽生幾乎再也沒有到過北部。對家境貧窮的陳欽生而言，可以有人免費載送他到台北玩就再好不過了，只是一上了車，陳欽生才猛然想起，他有姓蔡的親戚嗎？

在車上，陳欽生被兩個壯漢夾坐在後座中央，不祥的氣氛讓陳欽生急忙問：「有什麼事嗎？我想起來，我似乎沒有姓蔡的親戚呀！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其中一調查員回他：「什麼事？你自己做的事，不要裝傻，我們台南調查站已經跟蹤你好幾個月了。」

一切都太遲了，就算陳欽生一開始沒答應去台北，恐怕他也會被強行押上車，因為他後來才從前女友那得知，原來調查局人員早闖入他房間，並將他十多本日記、集郵簿、姐姐送的金戒子、哥哥送的手錶等私人財物用品給沒收了，他們不會輕易讓陳欽生離開。

陳欽生記得開了一整夜的車才到達台北，隨後便被扣押在三張犁「招待所」審問了兩週，這期間他沒見到所謂的親戚。後來陳欽生才曉得，原來那調查員所說的「姓蔡的親戚」是有其人的，所謂親戚就是他那就讀中興大學的遠親陳水祥，而姓蔡的人則是比他早半年被捕的中興大學馬來西亞僑生蔡勝添，他們三人最終是到了綠島監獄才互相碰上面的。

（節錄自《血統的原罪：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難者》）

蔡勝添、陳水祥、陳欽生（左至右）在綠島服刑時期的合影。（杜晉軒提供）

綠島旅遊成轉捩點　探究白恐東南亞受害者境遇

1980年，「神州詩社」遭舉報有「匪諜」嫌疑，參與其中的馬來西亞武俠小說作家溫瑞安、馬來西亞詩人方娥真等人因此被逮捕，此事震驚華人文壇；武俠小說金庸聞訊後赴台相救，溫瑞安等人因此被釋放。

金庸營救溫瑞安的故事充滿正能量，杜晉軒描述，這猶如「黑暗恐怖時代當中的人性奇蹟」，也成為了他對於台灣白色恐怖史最起初的印象。

畢業於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杜晉軒，回憶他過去在馬來西亞就讀中學時，對台灣二二八事件只有部分了解，對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也只有粗淺的印象，從未深入了解「神州詩社」事件背後的歷史脈絡，直到數年前去綠島旅遊、參觀島上的國家人權博物館（以前的綠島感訓監獄）時，看見寫著「誤入白色恐怖的馬來西亞僑生」的看板，才得知過去曾有馬來西亞僑生、甚至是與他同樣來自怡保的同鄉前輩，曾在白色恐怖時期被羅織罪名，甚至入獄長達12年，而這些馬來西亞僑生作為外國人，為何卻在台灣被定罪、監禁？從此成為他關心的議題。

對馬來西亞前輩在白色恐怖時期的遭遇產生好奇後，杜晉軒藉由朋友的介紹及牽線，認識了陳欽生、陳水祥、陳團保、鄔來等當時的受難者，透過多次訪談，逐漸描繪出當時受難者的處境。

杜晉軒回憶，自己在訪談多位受害者的過程中，對於陳團保的印象最為深刻，「因為他說了很多次『他媽的國民黨！』感覺是把心中的怨恨或是壓抑說出來。」初次見面時的陳團保，雖然因年邁而看似憔悴，但仍對於過往滔滔不絕，就像一直等待著一個能理解那些故事的人出現似的。

陳團保過去總以「陳我赤子之心，團結海內外華僑，保衛中華民國」作為介紹他名字的方式，強調自己愛國（中華民國）的心。當年陳團保為了反共而「回台灣」求學，卻在大二那年（1962年）被指控是參與劉自然事件的「暴徒」、曾參加「匪幫外圍組織」；儘管他在覆判書狀上重申，自己自幼接受父親的反共思想薰陶、認罪的自白書是受疲勞審訊等不正當手段逼迫下所寫，甚至當時國民黨中央委員第三組海外工作委員會也替他說情，但最後仍被判刑，關押了近2年才被提前釋放。

陳團保回到馬來西亞後，曾經找了當地記者幫忙將自己在台灣的故事記錄成書，結果卻不了了之，也擔心自己過去入獄的經歷會被他人誤會是吹牛，所以幾十年來，始終沒有向外人細談白色恐怖時期的經歷。

杜晉軒分享，當自己找上陳團保時，感覺到他久逢甘霖、終於遇見知音的激動之情，而陳團保的心境轉折，也讓他印象深刻。他轉述，陳團保被國民黨政府迫害後，進入台東泰源監獄；立場反共的陳團保認為外省人、統派人士都親共、與自己的立場不同，因此雖然支持「中華民國」，卻跟施明正、施明雄等立場傾向「台獨」的政治犯比較親近，讓杜晉軒感嘆：「一個支持中華民國的人，因為被中華民國迫害而更加理解台獨。」

杜晉軒分享，陳團保對白色恐怖時期的過往滔滔不絕，就像一直等待著一個能理解那些故事的人。（陳奕安拍攝）

國籍成迫害工具　僑務政策仍存血統主義弊端

杜晉軒分享，自己在擔任馬來西亞同學會副會長期間，開始對中國近代史、東南亞華人史產生興趣，碩士論文主題則是兩岸的僑務政策；這些知識基礎的累積，讓他在得知馬來西亞僑生的受難遭遇後，開始思考中華民國政府當時的「僑務政策」，與東南亞受害者的遭遇，或許有很大的關聯。

「華僑」、「僑生」的身分，成為許多東南亞白色恐怖受難者被定罪的原因之一。杜晉軒解釋，當時中華民國的《國籍法》採取血統主義，意即只要祖先來自中國者，就永遠都是「中國人」。他舉例，陳欽生曾在法庭抗辯時，強調自己的馬來西亞國民身分，並質疑為何自己是馬來西亞人，卻不是被送回母國審判；然而法官卻以陳欽生的祖籍是「中國民國廣東省梅縣」為由，以血統認定陳欽生就是「中國人」，中華民國理當有管轄的權力。

對此，杜晉軒說明，第二次世界以後，許多東南亞國家脫離殖民、成為主權國家，東南亞華人的國籍身分認同問題隨之而來，直到1965年，時任中國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鼓勵居住在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選擇其中一方的國籍；不過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採取不同的態度，無視東南亞國家從殖民地轉而成為主權國家的浪潮，仍以血統判定國籍歸屬，「僑」的概念伴隨血統而來，也成為一輩子無法擺脫的身分，血統主義下的中華民國《國籍法》，更成為國民黨合理化白色恐怖行徑的工具。

杜晉軒直言，血統主義下的《國籍法》，成為國民黨政府合理化白色恐怖行徑的工具。（陳奕安拍攝）

儘管《國籍法》曾於2000年修法，刪除掉過往認定「只要祖先來自中國，海外華人永遠都是『中國人』或『僑胞』」的定義，改為父母有法律上中華民國國民，才屬中華民國國籍，但現行的「僑生制度」還是維持著血統主義式的弊端。

根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即為「僑生」，能以該身分申請來台升學。

杜晉軒解釋，過去國民黨政府推行僑生政策，是為滿足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心態，同時為避免東南亞華裔青年遭共產黨赤化，在美國的援助下招攬僑生「回國」升學。他對此指出，如今時局已經改變，轉型正義要做的不只是找出曾經的海外華人受難者，給予補償及記錄口述歷史的機會，海外華人的正名也是重要的一環，應該歸還其主體性，不再將「僑」的身分強施在非中華民國籍的華人身上。

針對僑生政策的轉型，杜晉軒提出，應該廢除「一日僑生，終生僑生」的規定。根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僑生回國就學期間，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變更身分。」曾經選擇僑生身分者，無論是轉學、退學、進入研究所，都需使用僑生身分，不得改為外籍生身分。此外，他也強調，無中華民國國籍者不應該成為僑生，政策應朝有中華民國國籍的海外僑民才能申請的方向改革。

杜晉軒指出，台灣過去接受的黨國教育，強調「華僑是革命成功之母」並稱呼海外華人為僑胞，然而「僑」一詞剝奪了東南亞海外華人的主體性。他坦言，調整僑生制度可能會影響僑委會的業績，因而牽扯許多政治問題，要裁撤僑委會更是難以達成，但他認為，若能調整現行政策，從年輕一輩的觀念開始改變，讓世界各地的華裔學生統一使用外籍生身分來台入學，台灣年輕學生對於「僑」的共同記憶就會逐漸消失，也能將身分認同、自我認同的權利，歸還給海外華人。

杜晉軒指出，過去中華民國政府為滿足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心態，在美國援助下推行僑生政策，意圖防止東南亞華裔青年遭共產黨赤化。（陳奕安拍攝）

從人權角度回看白色恐怖　

「用民主人權的角度去看，不應該因為思想，就被不公義的審判剝奪人身自由！」雖然台灣轉型正義推行多年，但仍有許多未竟之處，杜晉軒直言，台灣的轉型正義應跳脫內化視角，而不是限縮在省籍、藍綠之間的對立，過去被忽略的東南亞受難者，同樣是需要被關注的一群。

杜晉軒從白色恐怖時期的時空背景分析，50年代國民黨來台後，就已經對台灣的共產黨組織進行大規模掃蕩，即使有人支持共產黨，也很難形成一股反對勢力、推翻國民黨體制，但當時政府卻違反比例原則，對左派人士施以不人道的人權侵害。

過去國民黨政府力推華僑教育，目的是不讓東南亞華僑被赤化，但政府卻在台灣遣返甚至監禁思想左傾的東南亞華人，杜晉軒對此直言：「如果當時剛好來了一個比較左派的馬來西亞僑生，說難聽一點，不是應該洗腦成三民主義嗎？」認為政府就算只是遣返、沒有監禁，仍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處置。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楊翠在《血統的原罪》讀書會講座上指出，《血統的原罪》一書點出「僑生」特殊的主體、身分認同的想像，同時寫出了許多相信自由民主聖地而選擇來台灣的受難者，卻因為這樣的信念而遭逢巨大變化。

杜晉軒在《血統的原罪》書末總結，「或許，台灣白色恐怖中外籍華裔受難者的境遇，可曰是那個時代『國籍與認同鬥爭』下的不幸結果」。儘管白色恐怖已經結束，但台灣的現行法規仍限縮他國公民的國族定義，「僑生」、「僑胞」一詞也沿用至今，他期盼，血統主義式的《國籍法》及僑生制度能被修改，也希望未來能找到更多願意受訪的東南亞白色恐怖受難者，為當年的歷史傷痕留下紀錄。

楊翠在讀書講座上指出，《血統的原罪》點出「僑生」特殊的主體、身分認同的想像，不僅僅是爬梳歷史，也重視現在與未來。（陳奕安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