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血統的原罪》談白色恐怖裡的東南亞受難者,杜晉軒:「台灣的僑務政策也該轉型正義」

這篇文章打動您了嗎?按下小樹苗,單篇贊助這篇文章:)

上圖圖說:《血統的原罪》作者杜晉軒與蔡勝添、鄔來、陳欽生前輩(左至右)合影。(杜晉軒提供)

撰文、拍攝/陳奕安
照片提供/杜晉軒

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意指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執行威權統治時期,1947年至1987年間,政府以掃蕩共產黨勢力為由,通過《懲治叛亂條例》、《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侵害人權。白色恐怖造成的傷害並不限於台灣人,馬來西亞籍「關鍵評論網」東南亞版編輯杜晉軒出版《血統的原罪: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難者》一書,透過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訪談及史料分析,梳理當時國家機器對東南亞華人受難者的迫害及原因,也點出現行僑務政策與《國籍法》的問題。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家境困苦的陳欽生,還記得那天他好不容易付了台幣七千多元的註冊費,上完了一堂課,沒想到這卻是他一生人中最貴的課!從此他再也未完成他在成功大學化工系的學業了……。

陳欽生記得那天台南天氣非常好,完全沒預料到會有所謂「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下課後的下午五點多,陳欽生準備回到位於台南市勝利路一三九巷的住處,原打算先洗個澡,再到他當時的女友家裡用餐。

就當陳欽生走到家門前的巷口轉角處時,一位約莫四十多歲,西裝筆挺的男子攔住了陳欽生的去路,他問道:「同學!同學!請問你認不認識一位叫陳欽生的同學,他也住在附近。」陳欽生不覺有異,反倒覺得怎麼湊巧問到他了,他便回:「怎麼這麼巧,我就是,請問有什麼事嗎?」

後來陳欽生才明白,原來這是台灣調查人員對目標設下的一貫伎倆,目的是為不讓嫌疑人馬上逃走。那位調查人員告訴陳欽生,陳欽生有位姓蔡的親戚來了台北,還帶了東西給陳欽生,但礙於太忙,特意請他南下接陳欽生上台北。個性純樸的陳欽生不疑有他,便答應一同北上,原本他要求先回住處拿些錢和換件衣服,並告訴房東一聲再北上,但調查員生怕有變,連忙跟陳欽生說:「不用了,不用了!馬上就會回來。」陳欽生自嘲他就這樣傻傻地上了調查員停在巷子口的黑色轎車,時隔近半世紀才再回到台南這傷心之地。

自從一九六八年夏天在台北蘆州僑生先修部畢業後,除有次同前女友到台北縣的烏來遊玩外,陳欽生幾乎再也沒有到過北部。對家境貧窮的陳欽生而言,可以有人免費載送他到台北玩就再好不過了,只是一上了車,陳欽生才猛然想起,他有姓蔡的親戚嗎?

在車上,陳欽生被兩個壯漢夾坐在後座中央,不祥的氣氛讓陳欽生急忙問:「有什麼事嗎?我想起來,我似乎沒有姓蔡的親戚呀!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其中一調查員回他:「什麼事?你自己做的事,不要裝傻,我們台南調查站已經跟蹤你好幾個月了。」

一切都太遲了,就算陳欽生一開始沒答應去台北,恐怕他也會被強行押上車,因為他後來才從前女友那得知,原來調查局人員早闖入他房間,並將他十多本日記、集郵簿、姐姐送的金戒子、哥哥送的手錶等私人財物用品給沒收了,他們不會輕易讓陳欽生離開。

陳欽生記得開了一整夜的車才到達台北,隨後便被扣押在三張犁「招待所」審問了兩週,這期間他沒見到所謂的親戚。後來陳欽生才曉得,原來那調查員所說的「姓蔡的親戚」是有其人的,所謂親戚就是他那就讀中興大學的遠親陳水祥,而姓蔡的人則是比他早半年被捕的中興大學馬來西亞僑生蔡勝添,他們三人最終是到了綠島監獄才互相碰上面的。

(節錄自《血統的原罪: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難者》)


蔡勝添、陳水祥、陳欽生(左至右)在綠島服刑時期的合影。(杜晉軒提供)

 

綠島旅遊成轉捩點 探究白恐東南亞受害者境遇

1980年,「神州詩社」遭舉報有「匪諜」嫌疑,參與其中的馬來西亞武俠小說作家溫瑞安、馬來西亞詩人方娥真等人因此被逮捕,此事震驚華人文壇;武俠小說金庸聞訊後赴台相救,溫瑞安等人因此被釋放。

金庸營救溫瑞安的故事充滿正能量,杜晉軒描述,這猶如「黑暗恐怖時代當中的人性奇蹟」,也成為了他對於台灣白色恐怖史最起初的印象。

畢業於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杜晉軒,回憶他過去在馬來西亞就讀中學時,對台灣二二八事件只有部分了解,對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也只有粗淺的印象,從未深入了解「神州詩社」事件背後的歷史脈絡,直到數年前去綠島旅遊、參觀島上的國家人權博物館(以前的綠島感訓監獄)時,看見寫著「誤入白色恐怖的馬來西亞僑生」的看板,才得知過去曾有馬來西亞僑生、甚至是與他同樣來自怡保的同鄉前輩,曾在白色恐怖時期被羅織罪名,甚至入獄長達12年,而這些馬來西亞僑生作為外國人,為何卻在台灣被定罪、監禁?從此成為他關心的議題。

對馬來西亞前輩在白色恐怖時期的遭遇產生好奇後,杜晉軒藉由朋友的介紹及牽線,認識了陳欽生、陳水祥、陳團保、鄔來等當時的受難者,透過多次訪談,逐漸描繪出當時受難者的處境。

杜晉軒回憶,自己在訪談多位受害者的過程中,對於陳團保的印象最為深刻,「因為他說了很多次『他媽的國民黨!』感覺是把心中的怨恨或是壓抑說出來。」初次見面時的陳團保,雖然因年邁而看似憔悴,但仍對於過往滔滔不絕,就像一直等待著一個能理解那些故事的人出現似的。

陳團保過去總以「陳我赤子之心,團結海內外華僑,保衛中華民國」作為介紹他名字的方式,強調自己愛國(中華民國)的心。當年陳團保為了反共而「回台灣」求學,卻在大二那年(1962年)被指控是參與劉自然事件的「暴徒」、曾參加「匪幫外圍組織」;儘管他在覆判書狀上重申,自己自幼接受父親的反共思想薰陶、認罪的自白書是受疲勞審訊等不正當手段逼迫下所寫,甚至當時國民黨中央委員第三組海外工作委員會也替他說情,但最後仍被判刑,關押了近2年才被提前釋放。

陳團保回到馬來西亞後,曾經找了當地記者幫忙將自己在台灣的故事記錄成書,結果卻不了了之,也擔心自己過去入獄的經歷會被他人誤會是吹牛,所以幾十年來,始終沒有向外人細談白色恐怖時期的經歷。

杜晉軒分享,當自己找上陳團保時,感覺到他久逢甘霖、終於遇見知音的激動之情,而陳團保的心境轉折,也讓他印象深刻。他轉述,陳團保被國民黨政府迫害後,進入台東泰源監獄;立場反共的陳團保認為外省人、統派人士都親共、與自己的立場不同,因此雖然支持「中華民國」,卻跟施明正、施明雄等立場傾向「台獨」的政治犯比較親近,讓杜晉軒感嘆:「一個支持中華民國的人,因為被中華民國迫害而更加理解台獨。」


杜晉軒分享,陳團保對白色恐怖時期的過往滔滔不絕,就像一直等待著一個能理解那些故事的人。(陳奕安拍攝)

 

國籍成迫害工具 僑務政策仍存血統主義弊端

杜晉軒分享,自己在擔任馬來西亞同學會副會長期間,開始對中國近代史、東南亞華人史產生興趣,碩士論文主題則是兩岸的僑務政策;這些知識基礎的累積讓他在得知馬來西亞僑生的受難遭遇後,開始思考中華民國政府當時的「僑務政策」,與東南亞受害者的遭遇,或許有很大的關聯。

「華僑」、「僑生」的身分,成為許多東南亞白色恐怖受難者被定罪的原因之一。杜晉軒解釋,當時中華民國的《國籍法》採取血統主義,意即只要祖先來自中國者,就永遠都是「中國人」。他舉例,陳欽生曾在法庭抗辯時,強調自己的馬來西亞國民身分,並質疑為何自己是馬來西亞人,卻不是被送回母國審判;然而法官卻以陳欽生的祖籍是「中國民國廣東省梅縣」為由,以血統認定陳欽生就是「中國人」,中華民國理當有管轄的權力。

對此,杜晉軒說明,第二次世界以後,許多東南亞國家脫離殖民、成為主權國家,東南亞華人的國籍身分認同問題隨之而來,直到1965年,時任中國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鼓勵居住在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選擇其中一方的國籍;不過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採取不同的態度,無視東南亞國家從殖民地轉而成為主權國家的浪潮,仍以血統判定國籍歸屬,「僑」的概念伴隨血統而來,也成為一輩子無法擺脫的身分,血統主義下的中華民國《國籍法》,更成為國民黨合理化白色恐怖行徑的工具。


杜晉軒直言,血統主義下的《國籍法》,成為國民黨政府合理化白色恐怖行徑的工具。(陳奕安拍攝)

儘管《國籍法》曾於2000年修法,刪除掉過往認定「只要祖先來自中國,海外華人永遠都是『中國人』或『僑胞』」的定義,改為父母有法律上中華民國國民,才屬中華民國國籍,但現行的「僑生制度」還是維持著血統主義式的弊端。

根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即為「僑生」,能以該身分申請來台升學。

杜晉軒解釋,過去國民黨政府推行僑生政策,是為滿足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心態,同時為避免東南亞華裔青年遭共產黨赤化,在美國的援助下招攬僑生「回國」升學。他對此指出,如今時局已經改變,轉型正義要做的不只是找出曾經的海外華人受難者,給予補償及記錄口述歷史的機會,海外華人的正名也是重要的一環,應該歸還其主體性,不再將「僑」的身分強施在非中華民國籍的華人身上。

針對僑生政策的轉型,杜晉軒提出,應該廢除「一日僑生,終生僑生」的規定。根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僑生回國就學期間,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變更身分。」曾經選擇僑生身分者,無論是轉學、退學、進入研究所,都需使用僑生身分,不得改為外籍生身分。此外,他也強調,無中華民國國籍者不應該成為僑生,政策應朝有中華民國國籍的海外僑民才能申請的方向改革。

杜晉軒指出,台灣過去接受的黨國教育,強調「華僑是革命成功之母」並稱呼海外華人為僑胞,然而「僑」一詞剝奪了東南亞海外華人的主體性。他坦言,調整僑生制度可能會影響僑委會的業績,因而牽扯許多政治問題,要裁撤僑委會更是難以達成,但他認為,若能調整現行政策,從年輕一輩的觀念開始改變,讓世界各地的華裔學生統一使用外籍生身分來台入學,台灣年輕學生對於「僑」的共同記憶就會逐漸消失,也能將身分認同、自我認同的權利,歸還給海外華人。


杜晉軒指出,過去中華民國政府為滿足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心態,在美國援助下推行僑生政策,意圖防止東南亞華裔青年遭共產黨赤化。(陳奕安拍攝)

 

從人權角度回看白色恐怖 

「用民主人權的角度去看,不應該因為思想,就被不公義的審判剝奪人身自由!」雖然台灣轉型正義推行多年,但仍有許多未竟之處,杜晉軒直言,台灣的轉型正義應跳脫內化視角,而不是限縮在省籍、藍綠之間的對立,過去被忽略的東南亞受難者,同樣是需要被關注的一群。

杜晉軒從白色恐怖時期的時空背景分析,50年代國民黨來台後,就已經對台灣的共產黨組織進行大規模掃蕩,即使有人支持共產黨,也很難形成一股反對勢力、推翻國民黨體制,但當時政府卻違反比例原則,對左派人士施以不人道的人權侵害。

過去國民黨政府力推華僑教育,目的是不讓東南亞華僑被赤化,但政府卻在台灣遣返甚至監禁思想左傾的東南亞華人,杜晉軒對此直言:「如果當時剛好來了一個比較左派的馬來西亞僑生,說難聽一點,不是應該洗腦成三民主義嗎?」認為政府就算只是遣返、沒有監禁,仍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處置。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楊翠在《血統的原罪》讀書會講座上指出,《血統的原罪》一書點出「僑生」特殊的主體、身分認同的想像,同時寫出了許多相信自由民主聖地而選擇來台灣的受難者,卻因為這樣的信念而遭逢巨大變化。

杜晉軒在《血統的原罪》書末總結,「或許,台灣白色恐怖中外籍華裔受難者的境遇,可曰是那個時代『國籍與認同鬥爭』下的不幸結果」。儘管白色恐怖已經結束,但台灣的現行法規仍限縮他國公民的國族定義,「僑生」、「僑胞」一詞也沿用至今,他期盼,血統主義式的《國籍法》及僑生制度能被修改,也希望未來能找到更多願意受訪的東南亞白色恐怖受難者,為當年的歷史傷痕留下紀錄。


楊翠在讀書講座上指出,《血統的原罪》點出「僑生」特殊的主體、身分認同的想像,不僅僅是爬梳歷史,也重視現在與未來。(陳奕安拍攝)

admin

ADMIN帳號是管理員帳號,這裡顯示的是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