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攝影/張喻晴
隨移工人口逐年增加,各方組織也結合各類媒材,試圖於台灣撐出更大的議題討論空間。今年五月桃園光影電影館所舉辦的「不存在的人 ‧ 異鄉人的勞動紀實」影展便是一鮮明體例。
目前擔任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理事的黃姿華,受桃園光影電影館邀請擔任此次策展人,六部影片組織成的影展,小規格卻精悍,各個影片出自不同導演之手,卻同樣關注處於各種勞動型態及國籍的外籍移工,影像在其中除了作為廣角鏡、提供民眾日常難得的視野外,也成為溝通平台,因此影展邀集相關人士,與觀眾透過映後座談進行交流。
因嚮往而來,卻也逃亡於此
5月20日,影展大銀幕上準備播映的《快跑36小時》是一部聚焦於菲律賓籍逃跑看護的紀錄長片,該片由兩位曾於台灣就學、工作的美籍人士沃爾夫(Alex Wolfgram)與韋齊修(Nick Vaky)攜手做成,透過鏡頭,他們尋訪多位曾任/現任的逃跑看護,更多次前往菲律賓,拜訪當地仲介、看護訓練中心、非營利組織,甚至看護的原生家庭,試圖拼湊出「這群人為何而逃」的解答。
事實上,《快跑36小時》這種紀錄在台逃跑移工的影像並非前所未見,一周前影展所放映的《再見可愛陌生人》正是另一部探訪越南籍移工為何逃跑的作品,然而移工們並非能被整齊定義的群體,依照國籍、勞雇關係與生命經驗,人人各有逃離的理由,因此唯有站在兩部個別的影像前,觀眾才得以聚焦「逃跑」共相。
《快跑36小時》之預告片。
《快跑36小時》之完整影片。
《快跑36小時》美籍導演沃爾夫(Alex Wolfgram,紅衣者)於2013年在台北市參加移工大遊行時與菲律賓移工合影,目前他已返國。(資料照片)
讓標籤成為理清頭緒的線頭
當觀眾魚貫成排坐定後,最前排的保留席也瞬間被一群講著陌生語言的女性坐滿,她們是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的幹部潔思敏(Jasmin Sanches Ruas)、芙爾瑪芮(Ver Marie Dimalaluan Estolloso)等人,《快跑36小時》放映完畢後,這群菲律賓姊妹以私人或者曾經聽聞過的的經驗,對片中細節提出註解。
正如黃姿華所言:「這部紀錄片講出一個事實,那就是家庭看護工不只是家庭看護工。」臺灣人經常透過「菲律賓籍」、「女性」、「家庭看護」這些名詞想像潔思敏一行人,但這種想像也往往遭詬病為標籤式的理解,忽略移工成為雇主眼中的生產要素前,更有身為一位人類的情緒、需求與尊嚴。
然而,或許這些名詞也能成為一端線頭,讓我們釐清外籍看護工為何浮游來台灣,又因何而困、而逃。
映後座談的兩位講者職稱。(張喻晴拍攝)
策展人黃姿華(右一)同時也是催生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的推手。(張喻晴拍攝)
流著奶與蜜之地
「我下來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從那地出來,上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 」舊約《出埃及記》中,摩西領著一列身心飽受折難的猶太人,穿過紅海,倉皇逃出埃及的奴役壓迫,最終在神的指引下,安居於一方流著奶與蜜的豐饒土地。
潔思敏說:「一直以來,我們都把美國看成是一個流著奶與蜜的地方。」1920年代殖民時期,美國政府開始以獎學金吸引菲國菁英坐上輸送帶,赴美接受高等教育,再將一批批具有「美國意識」的公民輸回菲國,幫助殖民政府管理自家人;而另一批社會底層的菲律賓人,則相繼渡海於加州農場、夏威夷種植園和阿拉斯加捕魚業中勞作,甚至建立家園。
對於那時的菲律賓人而言,無論是返回母國或者深根美洲,移動的意義都在於積極地爬高社會地位,但潔思敏指著身旁的姊妹與自己,「對我們這代來說,在菲律賓已經算是over-aged,很難找到工作,所以才來到台灣。」選擇移動,反而是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
之所以流離他鄉
1970年代,馬可仕政府高額舉債,投資基礎建設,然而在政策失敗後,菲律賓並未乘上產業轉型浪潮,經濟開始衰退,為緩解因高失業率而躁動的政局,「勞力輸出政策」便於1974年展開,至今仍有數百萬名菲律賓海外移工(OFW,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以此為軸心,向世界輻散。
但該政策也僅是開端,潔思敏直白地說:「這一切都與菲國盛行的短期契約有關。」
1990年代後葉,羅慕斯政府為吸引外資,核准國內企業委託仲介公司以短期契約雇用勞工,即使目前法律規定,若約聘時間超過6個月就應轉為正職人員,但企業經常在第5個月就解聘勞工,規避未來可預見的法定責任。「我們幾乎永遠都在找下一份工作,因為每6個月會失業一次!而且很難在固定職場上累積知識。」來台已近6年的芙爾瑪芮,激動地補充過去在母國的工作經驗。
潛藏暗礁的工作場域
暫別家鄉後,這群菲律賓人往更好的地方去了嗎?看完《快跑36小時》後觀眾將逐漸發現,移工們的新生活顯然仍潛藏暗礁 -- 根據移民署統計,目前有2573名在台菲籍移工行蹤不明,是什麼原因移工非得逃離勞動場域不可?
除了無法自由轉換雇主、負擔高額仲介費之外,就連法律對外籍移工也大多是「打壓」多於「保護」,像目前本國與外籍看護皆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因此並無最低薪資、加班費給付、休假等保障;而25萬名外籍看護工又因其性別比(99%為女性)、勞動場所(99%於私人家庭,僅1%於機構工作)等特質,而與其他移工的處境有所不同。
首先為方便就近照護,家庭看護工經常被要求居住於雇主家,勞動與休息無以分界,除了沒有隱私權外,也往往造成「一魚多吃」,遭雇主無限擴充煮飯、育兒等契約無記載之工作內容;近期監察院調查報告更指出,每年台灣百餘起的女性外勞性侵害通報案件中,有七成以上為家庭看護通報,顯示《快跑36小時》片中人物Vicky所經歷的雇主藉酒醉闖入臥房事件,並非個案,也不在少數。
此外,芙爾瑪芮提到:「明明在菲律賓所簽的契約中就載明我有休假,但仲介業者為搶客戶,竟跟我的台灣雇主私下謊稱說我同意接受沒有休假,但這是假的,我根本沒有同意!」她指出先前有位工會會員向雇主要求休假後,便遭惡意解雇,「後來她整整花了兩個月轉換工作,這兩個月都沒收入,所以誰是輸家?就是我們!而雇主跟仲介還是繼續賺他們的錢。」
工會幹部芙爾瑪芮講起看護工姊妹所遭受的情況義憤填膺,一度忍不住站起身講話。(張喻晴拍攝)
屋頂下的弱弱相殘
若將觀察尺度再拉高,不完善的長照政策就如同烏雲,籠罩在移工政策之上。長期以來,臺灣照護服務採雙軌制,迫使有照顧需求的家庭在長照服務與聘雇外勞間作出選擇,相較於住在家中、能夠彈性配合雇主需求的外籍看護,政府提供的長照服務顯然較不受民眾青睞,而且一旦聘用外籍看護,該家庭便就此失去使用「喘息服務」的機會,導致假日仍然忙碌的雇主在無人力支援下,只能將外籍看護栓的更緊,照護品質也令人擔憂。
一切錯在文化差異?
《快跑36小時》探討臺菲間文化差異,是否為造成菲籍外勞逃跑主因的橋段,也相當引人深思。後續訪問中,印尼、越南籍看護也不斷說出同樣的故事,顯然,跨國籍的普遍感受與體制壓迫較為相關,針對此種現象,潔思敏表示儘管目前工會成員以菲律賓籍最多,「但我們並不會分國籍,同樣身為看護工,我們就是代表家庭看護工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
一位在台北市天母擔任看護的菲律賓姊妹,主動分享過往的勞動經驗。(張喻晴拍攝)
“ Treat us as humans ! ”
在訪談現場,記者不斷見到這群姊妹急切地握拳重現那些勞動場景,若將本次訪談內容作成聲量分析,voice(發聲/聲音)、educate(教育)、talk(溝通)就是不斷被重述的高頻字眼。
「畢竟我們是家庭看護工,沒有很多時間可以外出,因此我們要教導每一個『她』了解自己的權利。」潔思敏指出工會的首要目標就是教育,但所謂的教育,不只向內培力,也同樣向外與更廣的台灣群眾溝通,除呼籲雇主透過直接聘雇減輕雇傭兩端沉重的經濟負擔,她們也希望能夠向台灣人傳達「將勞動力還原為人(Treat us as humans)」的價值。
訪談尾聲,記者邀請眾菲籍姊妹們合影,「啊,要拍照了嗎?那要不要再拿出我們的旗子?」只見潔思敏急忙打開背包,再次拿出看護工會會旗,而站在一旁的Nana也馬上上前幫忙將旗的另一端攤平,面對鏡頭擺出燦爛的微笑。
這群人在故鄉幅散,卻在千里以外的地方聚合。
芙爾瑪芮(左三)、潔思敏(左四)與工會夥伴於桃園光影外合影。(張喻晴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