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圖說：林立青（左）、李牧宜（右）兩位關心移工的年輕新銳作家受邀至One-Forty年度特展開講（One-Forty提供，Kenny Mori拍攝）

前言：2015 年 7 月成立的One-Forty，是由一群關注東南亞移工的年輕人所創辦的非營利組織，除了定期籌劃各式文化交流活動、讓台灣人與東南亞移工接觸外，也為東南亞移工舉辦教育課程，讓其學習實用的知識技能、打破貧窮的惡性循環。2017年4月1日至4月14日間，One-Forty於台北市華山文創園區舉辦年度特展「六十萬個旅程；六十萬個故事」，除了靜態展覽之外，亦舉辦四場週邊活動，總共吸引超過兩萬人次觀展。

而長期力挺One-Forty的《移人》，在特展期間亦投入大量採訪人力前往展區、親身參與特展的各項活動，並撰寫一系列共三篇的特展回顧報導，為One-Forty一年來的心血結晶留下文字與照片見證，也讓更多朋友了解這項特展所要傳達的理念。

系列報導回顧：
One-Forty 2017年度特展回顧報導（系列二）：我與印尼人在草地上的相遇
One-Forty 2017年度特展回顧報導（系列三）完：六十萬個旅程、六十萬個故事

撰文、攝影／王筱珺

你是否也曾經出外旅遊或打工過呢？當時的你，期待著被如何對待？

至今台灣社會，已有超過60萬的外籍勞工和我們同住在這塊土地上，甚至住在你、我的家庭裡。這群移工犧牲與自己最重要家人的相處時光，來臺灣照顧我們的親人、或進入工地做著臺灣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然而，我們對移工的了解有多少？今天讓我們透過兩位年輕新銳作家之口，一起好好認識這群移工朋友吧！

4月5日晚上，One-Forty年度特展週邊活動之一的「週三朗讀夜」，邀請林立青、李牧宜兩位關心移工的年輕新銳作家，談談他/她眼中的東南亞移工。

李牧宜，曾為華航空服員，著有「我在飛機上學會的事：一位空服員的告白」一書，現任關鍵評論網編輯，希望透過故事的力量，讓更多人看見移工在臺灣的生活與困境。

林立青，工地監工，出於「做工的人疼惜做工的人」理念，決定將他眼中社會底層工人的困境，透過文字力量讓社會看見，著有「做工的人」一書，是狂銷再版15次的熱賣書籍。

就從故事開始說起吧！

李牧宜（中）曾為華航空服員，因為一次飛機上的突發事件，改變她對東南亞移工的態度。（王筱珺拍攝）

李牧宜過去因為工作關係接觸到許多外籍移工，家中也聘有一位印尼看護工安妮，然而回想起過去，牧宜對於這些常出現在身邊的移工相當陌生；在家中，即便與安妮住在一起，卻如同陌生人，平常都只是交代安妮幾句話就出門了，回家後彼此也不會有太多互動，但這種「待在身邊卻如同陌生人」的情況，卻因為牧宜遇到一件改變人生的事情，而被打破了。

那天，牧宜正在飛機上工作，突如其來的大亂流，使飛機劇烈搖晃一陣後，機上一大群準備來台灣工作的東南亞移工們吐得淅瀝嘩啦，看著他/她們個個痛苦不堪的臉，牧宜遞了紙巾給這些移工們，並幫一位年約20多歲的妹妹擦拭身上嘔吐物，但這可愛的妹妹卻問她：「姊姊，妳怎麼可以幫我？」牧宜愣了一下，疑惑的問妹妹：「為什麼我不可以幫妳？」妹妹回：「妳是台灣人，妳怎麼可以幫我？」這句出自移工之口、自己貶低自己的話，至今仍深深烙印在牧宜心中，想想當時的妹妹尚未來過台灣，但在妹妹的心中，台灣是長這樣的。

年輕妹妹的一句話喚醒了牧宜，讓她想起家中的安妮，發現自己對安妮的故事一無所知，從那天起，牧宜決定改變這一切，漸漸增加與安妮互動的機會，主動關心她、分享彼此的故事、拉近她們之間的距離。另外，牧宜也會特地和同事調換印尼航班，即便工作再累，她仍堅持出機場去買安妮喜歡的食物或生活用品回來給她，每次看見安妮收到禮物的笑容，就會讓牧宜覺得所有疲倦都值得了。

不幸的是，安妮的阿嬤在她來台灣工作期間生病過世了，她非常難過與自責無法回去送阿嬤麼最後一程。阿嬤生病期間，安妮曾打回去跟阿嬤說對不起，不能回去看她，阿嬤卻跟她說: 「記住妳的身份，在台灣好好照顧老闆的家人。」短短一句話，背後乘載了多少辛酸、勾勒出多少臺灣移工生命樣貌，對移工來說，竟連見家人最後一面都是奢望。

https://www.facebook.com/vivian.m.lee.1/videos/1475738189111479/

李牧宜與現在家中僱用的印尼看護伊卡合拍了一段影片，兩人間真摰的互動，吸引超過14,000人次觀看影片。

相較於李牧宜溫柔說故事的方式，林立青用帶點憤青的語氣，談起自己在工地的所見所聞與制度，如何釀成一個又一個移工悲劇。

現今台灣工程底層環境差、薪資低，無法吸引年輕一代本勞投入，工地長期缺乏勞動力的狀況下，外籍移工成了政府所謂的「補充」勞動力，但台灣一再剝削移工薪資，不僅傷害移工權力，連帶壓低本勞薪資形成惡性循環，而除了薪資剝皮外，工地職業災害時有所聞。

林立青（左）長年擔任工地監工，非常了解在工地工作的外籍移工所面臨的困境。（王筱珺拍攝）

一旦移工發生職災要向雇主求償時，移工常因語言障礙與不熟悉台灣法律，而被吃掉權益的狀況屢見不鮮。此外在就醫方面，移工受傷複診率也相當低，由於就醫需付出很高的成本（交通費、陪診費等），因此他/她們多半「被迫」選擇不回診。更糟的是現行政策制度，使移工無法自由換雇主，工作完全與雇主綁在一起，一位移工如果想擁有健康和人權，完全要向上天拚命祈求自己遇到好雇主，但如果運氣不好，長期遭到雇主不合理對待與壓迫，最後撐不下去只能選擇逃跑，成為所謂「非法移工（或稱逃逸外勞）」。

弔詭的是，非法移工違反的是行政法，卻被國家以刑法對待；甚至，有些女性移工遭到雇主性侵，卻被要求要自己拍下受害影片公諸於世，真令人感到憤怒與心痛。最後，立青語重心長的點出：「當上層官員一再要求業績時，往往從最底層開刀，傷害最底層。」當這群移工努力為台灣付出勞力甚至生命時，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回應他們？值得好好思考與檢視。

林立青所撰寫的《做工的人》一書，深刻描寫出底層移工的真實生活面貌。（Asuka Lee拍攝）

或許有人會問說：「台灣環境如此不友善，為什麼還是有不少移工選擇成為逃跑移工，過著心驚膽顫的日子，也不願回母國？」因為在台灣就算薪資再低，仍比移工在母國的收入好一點，且移工們就是在母國生存不下去了，才會懷抱夢想來台灣多賺一點錢、給家人更好的生活，然而許多人來台後，才發現原本的美夢瞬間成了惡夢，沒賺到錢就算了，還欠下大筆債務，像是不合理的仲介費等。

移工和我們一樣，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夢想出國工作，在台灣，他/她們跟我們一樣努力工作，卻被排除在社會與法律之外，「客工」制度使移工被當作「用完即丟」的勞動力，甚至家庭看護工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成了法外孤兒。每一個移工生命故事都鑲嵌在社會結構、制度中，結構是流動的，制度是被形塑出來的、且可以被改變，希望透過故事的力量，讓更多人看見移工的困境，進而推動政府政策改革，使現行移工政策變得更友善。

想想當我們在國外時，期待著被如何對待，就那樣待移工朋友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