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工島》作者姜雯專訪:在制度的囹圄中渴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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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報導由台北順風社「世界旅遊日慈善專案」獨家贊助。

撰文/陳奕安
攝影/胡崢
照片提供/寶瓶文化、外籍漁工人權保障聯盟、姜雯

「他們是自由之人,但卻不自由,這座城就像個大監獄。」

姜雯,一位蘇州女孩,在台灣深入田野蹲點,書寫東南亞移工。今年十月,寶瓶文化出版的《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臺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一書,正是她的作品;用切實而觸目驚心的文字,構成她親眼所見的移工故事。


姜雯與《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臺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一書合影。(寶瓶文化提供)

 

異鄉離散經驗:「自由」國度的邊陲

姜雯生於中國江蘇省蘇州市,大學時在荷蘭漢恩大學主修國際商業管理,爾後來到台灣政治大學攻讀傳播學碩士。過去長期身處異鄉的經驗,讓她對移民工議題有強烈的感受;她以自身留學經驗分享,初到荷蘭時為了融入當地文化,會跟朋友一起參加舞會派對,一開始覺得新鮮好玩,但後來也逐漸厭倦這樣的生活;在荷蘭求學期間,不論是參與在地的公共事務還是藝文活動,姜雯總是難以融入,一方面是不諳荷蘭語,另一方面是自己仍舊與當地文化有所區隔,「相處起來往往有種硬要附和的感覺,實在太累了!」她苦笑。

姜雯也觀察到,荷蘭的華人圈很小,主要是留學生與當地華僑,但兩者之間卻又有微妙的位階關係 -- 大部分留學生家境較優渥,往往看不起經營商店或中餐館的當地華僑,而華僑也瞧不起僅是短暫留荷的留學生們。也因為圈子小、機會有限,無論是學業還是工作實習,華人留學生中充斥著勾心鬥角的競爭及功利思想,「我常開玩笑跟朋友說,要是不背名牌包,我都不好意思去上學,會覺得自己好土啊!」姜雯回想當時的經驗,「但這麼做的時候,不那麼快樂,好像在某方面總是格格不入。」


姜雯回憶當時在荷蘭的留學時光,這段離散的經驗是她來到台灣後,引領她去關注移工議題的契機之一。(胡崢拍攝)

大學畢業後,姜雯進入荷蘭當地中國人經營的電信公司工作,但因為沒有該國長期居留證,她在華人公司裡仍是底層,只能領契約工的合約,承受隨時失去工作、被遣返的擔憂,她坦言,當時一直陷於要留下還是離開的焦慮中,留學歷程裡始終有讓她不快樂的感受。「那是一種精神流放,」她陷入思考,緩緩訴說內心感觸,總覺得自己在世界的外圍徘徊,陷在小小的生活圈裡,無法進入核心,「雖然處在廣闊的世界,卻覺得自己不自由。」

姜雯主動提及在《奴工島》一書中多次提及的歧視問題,「歧視到處都是,」她稍稍皺眉,「這是一種異鄉的離散經驗,當你孤身一人,別人對你的某些態度或言語可能會被不由自主地放大;有時,你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歧視,但確實讓你感到不舒服。」

在荷蘭,整體的歧視問題並不嚴重,但在歷史社會脈絡的糾葛下,當地土耳其人與華人長期對立;姜雯回憶,她跟朋友曾在公車上被土耳其小孩嘲笑是「中國豬」、朝她們丟擲垃圾,她當時氣憤地衝上前去揪住對方的衣領,但這件事帶給她最大的衝擊,是當時公車上的白人目擊華人受到嚴重歧視卻不為所動、始終冷眼旁觀。她表示這可能不是種族問題、沒有對錯,「但在當下,我感受到的是強烈的孤立感。」姜雯口中的離散經驗,更多的是無能為力的孤獨感。

 

深入田野,書寫移工生命

雖然大學時期在商學院裡學習如何賺錢、賺錢、再賺錢,但姜雯心裡一直有個文學夢,朋友曾以開玩笑語氣叫她腳踏實地、別再文藝小清新,但她心裡總有個不願向現實低頭的呼聲。「我想回歸漢文環境,因為想創作、書寫,享受隨時隨地都能拿到中文書的感覺」,但這樣的願望難以在荷蘭實現,於是在朋友的建議下,她決定申請來台攻讀國立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學程,而《奴工島》正是在這段時間裡完成。


姜雯(左)在新書發表會中,在台灣作家林立青陪同下暢談《奴工島》內容與心路歷程。(寶瓶文化提供)

《奴工島》的前身,是姜雯的碩士畢業作品《囹圄城 -- 東南亞在臺移工報導文學書寫》。姜雯回歸創作初心,原本想以在荷蘭餐館老闆的偷渡經驗出發,這些故事在她心裡發酵;在指導教授的提點下,她轉以台灣的東南亞移工為主題,用報導文學的形式書寫社會議題。姜雯吐露當時對自己的質疑,畢竟創作可以憑空想像,但書寫社會議題必須嚴謹、負責,她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做到;另一方面,她也缺少接觸移工的管道。


姜雯談起與移工相處、遊戲的時光,露出燦爛的笑容。(胡崢拍攝)

在指導教授引薦下,姜雯以庇護中心中文老師的身分,進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進行田野調查。

姜雯分享起自己「在異鄉中的異鄉經驗」時,眼睛閃閃發亮,語氣中難掩興奮,因為性格熱情,她很快就融入庇護中心,「跟移工們在一起實在太好玩了!過去從不知道他們是這麼熱情開朗!」過去,在荷蘭或台灣所接觸的事物從未讓她這麼快樂,但在庇護中心的移工往往都有著各自的傷口,她剛踏入TIWA時就被大大小小、發生在移工身上的職災震懾,有的女孩被雇主施暴,手上被掐得全是一道道怵目驚心的傷痕。

鮮活的故事發生在姜雯眼前,她想為這些人做點什麼,「當你見到這些人、聆聽他們的故事、他們喊著你、帶著你玩,經驗已經從扁平的報導,回歸到『人』本身。」姜雯認真地說。

起初帶著創作的契機進入TIWA,面對鮮活的生命、慘烈的經驗,同時也要面對倫理問題的拿捏;「在過程中,是否消費了移工?怎麼看、怎麼問、怎麼寫這些故事?與TIWA的關係是怎麼樣的?我真的了解政策嗎?能否真正理解移工們的困境?還是只想帶走一些悲慘的故事呢?」姜雯吐出一連串的問題,與其說是TIWA對她的質疑,不如說是她對自己的思考;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確實有工作人員對她提出類似的疑問,但也因為這些提點,她的思考方向更深層,影響日後的書寫;她不想呈現血淋淋的個案來引起大家同情,而是希望能透過個案,使移工在台灣遇到的結構性困境被看見。


姜雯毫不遲疑的提出一連串對自己的質疑,而這些提問也成為她日後寫作、田野調查的重要養分。(胡崢拍攝)

 

囹圄城中人 困於制度的移工們

《奴工島》內文分為七篇,透過平實但不失文學性的筆觸,讓移工的生命故事躍然紙上。

姜雯寫女孩莘蒂的故事,關於僅值10萬元的右手,這是姜雯最印象深刻的移工,她無法用旁觀者的角度描寫莘蒂,因為莘蒂就像個妹妹,年輕而活潑害羞,卻因為缺乏職前訓練,被逼著在危險的場域裡操作機具,而失去右掌;療程還沒結束,仲介、雇主早已拿出和解書,想草草了事。

 

那天晚上,老闆娘說要趕訂單,工作了一整天的莘蒂只好留下來繼續加班。

雙手把金屬板放進機台,腳踏開關。

「砰。」

第一塊完成,可以把家裡的債務先還清。

模具拿出來,置入第二塊,腳踏開關。

「砰。」

第二塊完成,弟弟上學的費用有了著落。

莘蒂想著,盼望著,好讓自己打起點精神。

她拿起下一塊金屬板放進機器,手很痠,甩了一下,用右手把板子扶正。

第三塊,也許可以給兒子寄些台灣的玩具和零食。給自己買件新衣服也不錯,放假時看到櫥窗裡花花綠綠的時裝,和印尼的衣服到底不一樣……

每塊板子都承載著莘蒂不同的希望,20歲的人生正要逐漸伸展開來。

「砰!」

真主,你是不是怪罪我沒有禱告?

「白白的,沒有出血,只有幾滴血。都是白色,全部沒有了。」這是機器抬起來的瞬間,莘蒂看到的,自己的右手。

莘蒂嚇傻了,呆呆地站在機器旁,直到同事扶她坐下,她才意識到自己的右手被沖床機壓碎了。「好痛,感覺整個身體的筋都崩掉了。」她哭了起來,然後什麼都不知道了。

(摘錄自《奴工島》內文)

 

除了莘蒂,姜雯記錄下許多移工的故事,包括過勞的境外漁工帕瓦在船長長期打罵下憤而還擊,造成駭人聽聞的海上喋血案;來台尋夫的家庭看護工寧寧,被限制行動,幾乎斷絕與外界的聯繫,在民宿進行許可外工作;受過高等教育的印尼牧師伊登,來台賺取神學研究所學費,卻碰上工廠惡意倒閉、因不願繳交高額仲介費而失去工作機會,原先對生活抱持著美好想像、追求公平正義,在一次次絕望中,伊登便得焦慮而憂鬱,只能向現實妥協。

「當你發現在台灣的這70萬個外籍移工都遇到相似的問題,就會去思考背後的原因。」姜雯點出,自己在田野調查中觀察到的狀況;或許不是雇主、仲介特別壞,而是制度本身存有問題,導致結構下的集體壓迫。

以2016年立法院廢除《就業服務法》裡頭的「移工每3 年必須出國 1 日」規定為例,儘管修法後讓外籍勞工可以不必每 3 年在母國繳交一筆鉅額仲介費,對雇主而言也可以減少轉換移工的時間及經濟成本,但「仲介制度」、「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等政策仍存在,剝削移工的情形在實務上依舊發生,仲介往往是在台移工尋找工作的主要管道,倘若不願額外繳交這筆仲介費,得到工作的機會微乎其微。


許多移工受限於制度的困境下,成為集體的受害者。(外籍漁工人權保障聯盟提供)

許多政策環環相扣,移工被綁在工作崗位上動彈不得,因此姜雯的立場跟TIWA一樣,訴求廢除國內的私人仲介制度,比照日韓,交由政府掌管移工的引入;此外她也希望解綁「移工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機制,讓定量的外籍移工能在勞動力市場中有權力轉換工作,「還有,家庭看護工也應該納入勞基法的基本保障和長照計畫的喘息服務!」

姜雯多次提及,她並不想寫一本悲情、控訴式的作品,「我想呈現的是,制度如何讓一整個群體成為受害者。」評斷每個人的善惡好壞並不是重點,倘若制度完善,所有移工跟雇主都能得到應有的保障、負起各自的責任,才是制度的意義。

姜雯說起,因緣際會下她參加比賽贏得一張前往印尼的來回機票,便替在台服刑十幾年的印尼受刑人阿冀探望母親;當她到達機場時,阿冀的母親和妹妹千里迢迢來迎接她,「他的媽媽是一個慈祥的老人,看到我的時候,就哭了。」姜雯的語氣略顯低沉,表情也凝重了起來,「她許多年沒見到兒子了,但至少有我這個異鄉人,一個認識、關心她兒子的人,從台灣來到印尼探望她,是她跟兒子之間的某種連結。」阿冀母親患有糖尿病,舟車勞頓之下,腳上的小傷口腫成膿包,讓姜雯相當自責,深怕阿冀母親有個三長兩短,畢竟他們一家人最大的願望,是讓阿冀和母親再見上一面,但母親老了,阿冀還有十幾年的刑期,他們難以承受更大的打擊。

或許姜雯心裡更多的愧疚感,源於她將離開台灣,未來無法再去見這些東南亞受刑人,也無法替他們的家人帶來口訊;但踏入田野後總得離開,這是姜雯面對的困境,未來難以與曾經熟稔的人們保持聯絡,彼此生命經驗的斷裂難以避免。


庇護中心移工送給姜雯的手做聖誕卡片,她仍珍惜地保存著。(姜雯提供)


受刑移工送給姜雯的手繪生日卡片,她仍珍惜地保存著。(姜雯提供)

姜雯回憶著與移工們的羈絆、生命經驗的連結,她說起最初將作品命名為《囹圄城》的理念,「我總在思考自由與不自由的問題,在這座城市裡,台灣人、移工、受刑人等等每個人的自由都是不一樣的,而我最不捨的是,當我離開這裡,他們仍在監獄裡。」她的視線垂了下來,盯著桌子若有所思,「而有些移工,他們是自由之人,但卻不自由,這座城就像個大監獄。」

結束田野調查,姜雯將每個與外籍移工的故事與回憶,安放在細膩的文字裡,她在談起《奴工島》故事中的種種,時而因快樂的回憶而笑,時而夾雜著憤怒悲傷,不變的是,討論臺灣外籍移工的制度時,纖細外表下展現的無比堅毅。


姜雯的視線垂了下來,盯著桌子若有所思,「而有些移工,他們是自由之人,但卻不自由,這座城就像個大監獄。」(胡崢拍攝)

 

《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臺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作者簡介:

姜雯

1989年出生於江蘇蘇州,荷蘭漢恩大學主修國際商業管理,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碩士,離開家鄉十年有餘。生性散漫又不安分,路總是走到哪算哪。

書寫東南亞移工,源自本身的離散、流動和勞動經驗。希望透過文字,可以從個體生命深入到體制結構,擁有文學性美感的同時,也更加有政治性的力度,並還原出一個人的樣貌,個體的多元,而非只是一群生產線上的廉價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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