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唱泗水生活與日常,印尼民謠雙人組「宇宙歌者」來台唱出流浪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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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文翻譯/吳庭寬
照片提供/流浪之歌音樂節

Silampukau(中文團名:宇宙歌者)是由來自印尼泗水的Kharis Junandharu與Eki Tresnowening於2009年成立的民謠雙人組。在清新甜美的曲風下,他們的歌詞犀利地呈現印尼社會的日常見聞,包括東南亞曾經最大的紅燈區、被水泥高樓取代的村落風景、私釀劣酒的酒販與賄賂文化……還有出國討生活的異鄉人。

向來關注世界草根音樂、以音樂連結人群遷移、文化邊界等當代議題的「流浪之歌音樂節」,今年9月邀請到Silampukau來台演出,帶我們看見泗水(Surabaya)這座印尼第二大城的另外一面,台灣也將是他們的的海外演唱初體驗。

在此之前,我們與兩位「宇宙歌者」,進行了一場跨海的詩意訪談。

印尼樂團Silampukau(宇宙歌者)的兩位成員Eki Tresnowening(左)及Kharis Junandharu(右)。(主辦單位提供)

 

問: 請問團名「Silampukau」是什麼意思?

答:Silampukau是馬來人對黃鸝鳥的舊稱。對我們而言,黃鸝鳥這種在整個亞洲以歌唱著名的鳥類,是吟唱生活與日常現實的象徵。

 

問:兩位在其他訪問中提到,你們是因為玩搖滾樂的門檻較高(至少要有電吉他),所以才選擇民謠。是否曾玩過其他類型的音樂?想請二位聊聊在成立民謠樂隊前的音樂生活。

答:我們在九零年代的泗水成長,那是搖滾樂在印尼發展的巔峰時期,尤其像是泗水的Logiss Record唱片公司。我們就像那些永遠都覺得不夠滿足的年輕人一樣,開始對一切提出質疑,開始思索搖滾是否是唯一「酷」的音樂類型?在搖滾發跡之前,有什麼音樂早就在泗水紮根發展?當時的資訊有限,而MTV頻道在印尼開台後,我們便開始關注「另類音樂(alternative music)」。

Kharis在高中時期,曾加入一個專門翻唱電台司令(Radiohead)歌曲的樂團,唸大學後吸收資訊的管道變多了,慢慢地過去那些問題得到解答。後來Kharis參與了幾個樂團的創立,而在創立其中一個樂團時,他邀請Eki擔任主唱,兩人因此結識,奠下之後合夥創立「宇宙歌者」的基礎。

問:第二張專輯《罪惡‧城市‧回憶》關注城市,或也可以說是「庶民生活與轉變中」的城市,例如〈Bola Raya〉(球)提到城市景觀的轉變,以及〈Si Pelanggan〉(顧客)提及關於紅燈區的歇業。 可以談談你們成長過程中的泗水嗎?有什麼顯著的轉變?Eki來自印尼Sidoarjo,跟Kharis的經驗應該不太一樣?

Kharis答:當購物商場像童話故事裡的精靈建造廟宇一樣快速地被築起;當泗水西側的沼澤區域被填蓋,以資本為肥料,在最荒蕪的土地上種出豪宅;當柏油路被鋪設用來覆蓋城市的汙點 —— 那些骯髒淤塞的河川,同時為過量的日本製、中國製的小型摩托車及汽車開路;當新國際機場與連結爪哇島及馬嘟拉島的橋梁,以觀光業、石油天然氣之名被建造之後,我回憶起我平凡的童年,那段只有學校、電子遊戲機、小說和音樂的歲月。

在我印象中,泗水是一個衣著、思想保守,甚至有些沙文的大都會。這裡的居民大多是不在意文化差異的工人階層。從殖民時代開始,那些包括阿拉伯人、華人的外來移民,在高度包容異己的泗水生活著。比起文化上的差異,衝突總肇因於經濟。不像在雅加達,泗水在1998年的政治改革中,沒有任何族群衝突的悲劇發生。

Eki答:我在Sidoarjo居住成長的地方是一個工業區,離機場很近,所以離泗水並不遠(但離*Dolly很遠),除了持續擴建的工廠及機場,Sidoarjo並沒有太多的改變。這就是衛星城市的宿命:泗水越來越大,這裡就會越來越擁擠。

*Dolly原指 Gang Dolly(多麗巷),為泗水一處紅燈區,曾為東南亞最大的紅燈區,目前已「歇業」。

問: 「Nongkrong」(閒聊)在印尼是日常行為,也是富有文化意義的表現,你們除了在咖啡廳Nongkrong收集他人的故事及傾訴外,曾為了創作進行研究調查嗎?想請你們聊聊工作方式,是否花很多時間在咖啡廳Nongkrong?

答:老實說,雖然比不上學術研究的標準,但我們寫歌的過程是從田野調查開始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創作需要很長的時間完成,像是〈LAGU RANTAU〉(流浪之歌)裡面寫到「七年前的夢想把我領到泗水來…」、「七年過去了夢想在泗水破滅…」,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確認對大部分在泗水討生活的外地人而言,「七年」是否能讓他們經濟改善。

另外像是〈MALAM JATUH DI SURABAYA〉(夜幕降臨泗水)特別提到「下午05:15」,那是路燈開始點亮的時間點,但我們的田野調查不僅止於這些週期性,像為了寫〈MALAM JATUH DI SURABAYA〉(夜幕降臨泗水),我們先對街頭攝影裡的場景進行研究,後來才把那些場景寫成歌詞。《罪惡‧城市‧回憶》裡的歌曲有寫實主義的精神,我們盡可能讓我們的作品能立足於現實。

 

問: 你們的作品在泗水的反應如何?在其他城市或地區演出的迴響怎麼樣?聽眾是否能複製類似的城市經驗?

答:據我們所知,發行《罪惡‧城市‧回憶》這張專輯三年後,其他城市也有人聽我們的歌,我們不確定原因是什麼,有可能就是大城市帶給人的典型感受。很多聽眾也說,我們的歌跟他們的經驗有類似之處。

 

問:很多人將你們定位成為社會議題發聲的樂團,在你們的作品中似乎也隱涵了某種政治性。在Sorge Magazine的訪問裡,你們提到你們的作品「非關政治」,不過「非關政治」也是一種政治立場,這說法很耐人尋味,能否再深入談談?

答:一般在印尼的政治脈絡下,據我們所知,當一個人批評一個陣營的政策或行動,他勢必會被貼上反對陣營的標籤,但事實上未必如此。當事物被二元化,一切會變得乏味,非黑即白。我們的歌不是只談底層或邊緣族群,而是盡可能地去講述一些普遍的事務,邀請所有人一起嘲諷世界。

我們也同樣談關於愛、疏離和無力感的主題,像是〈BALADA HARIAN〉(生活的敘事曲)和〈AKU DUDUK MENANTI 〉(我坐著等待)寫的是各種社會階層的人都共有的感受。〈BALADA HARIAN〉(生活的敘事曲)裡我們用「滴.兜.滴.兜」去標記時間,還有〈LAGU RANTAU〉(流浪之歌)裡的「一日過去一日重來」,我們認為這是人類存在的一種原型,超越政治這般世俗的事物,這也是我們想要記錄的現實,我們傾向非政治化。

問:有無即興演出的經驗?跟錄音室作品的差異?

答:還沒嘗試過,但我們一直在「舞台演出」和「專輯」之間進行不同的嘗試,一般以雙人重唱的方式演出,但在某些舞台上我們也會帶打擊樂器跟管樂器。

 

問:請談談你們跟其他樂人的合作。

答:催生《罪惡‧城市‧回憶》的過程裡,也有其他樂手跟製作專輯主視覺的版畫藝術家參與。去年我們曾跟峇里島的鄉村搖滾樂團「Hydrant」合作。那次經驗很有趣,我們試圖融合鄉村搖滾跟民謠,當時的解決方式就是,在不犧牲任何一種類型的前提下,以類似吉普賽搖滾的弱拍去做混合。我們對那次的成果感到滿意。

 

問:版畫一直是印尼左翼藝術家的傳統、習作與藝術行動工具,《罪惡‧城市‧回憶》專輯設計的封面是以版畫創作,不知道是否跟你們的作品有呼應之處?

答:關於木雕技術與左翼運動的連結是被過度詮釋的,遠在左翼思想引進印尼之前,印尼哲帕拉(Jepara)地區的藝匠在幾百年前就開始做木雕了,還有很多來自其他族群的傳統藝術,像是在巴布亞的Asmat族跟加里曼丹的Dayak族部落裡,藝匠都是以木材作為其藝術創作的媒介。

所以對我們來說,版畫與左翼運動之連結的因果是相反的:蘇卡諾時代左傾的藝術家,試圖將木雕技術政治化,以作為他們主要的藝術表現方式。存在主義跟寫實主義在法國,的確趨向左翼運動,甚至被視為左翼運動的次文化,但我們不太信服這種說法,舉例而言,馬克思是受到巴爾札克的啟發,而不是反過來。因此,我們採用木雕(版畫)作為專輯封面的選擇,以及我們創作那些充滿寫實主義精神的諷刺歌曲的選擇,是美學上的偏好,而非政治。

 

問:樂隊接下來有什麼計畫嗎?

現在我們正在製作第二張專輯。仍在思索民謠更深層的定義,尋找對這個音樂類型更廣泛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