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人影評】《殺人一舉》、《沉默一瞬》:印尼的半世紀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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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吳靜芳

「法律禁止殺人,所以殺人者都會遭受懲罰;除了那些在號角聲簇擁下殺人如毛的屠夫以外。(“It is forbidden to kill; therefore all murderers are punished unless they kill in large numbers and to the sound of trumpets.”)」

這是在2013年震撼各大影展的紀錄片《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開頭引用的伏爾泰名言。美國紀錄片導演Joshua Oppenheimer於2012及2014年相繼推出《殺人一舉》、《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分別以殺人者及受害者親屬視角描繪印尼1960年代的反共大屠殺。

1965年,將軍蘇哈托(Suharto)為了壓制親共的總統蘇卡諾勢力並鞏固權力,在九三零事件後肅清左翼分子並掀起排華浪潮,總計屠殺了50萬至100萬人。不止印尼共產黨黨員遭到鬥爭,大量知識份子、印尼華人甚至佃農、工人,都有可能被貼上共產黨的標籤而被牽連殺害。 

導演在2001年赴印尼進行拍攝工作時,了解到當年的歷史並未為人熟知,才開啟了長達12年的蹲點拍攝計畫,片中不時可以聽到他以流利印尼話與受訪者對談。

《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電影海報。

《殺人一舉》中,導演長年跟拍一位年輕時被蘇哈托政權招攬為殺人小隊成員的幫派份子Anwar Congo,他異想天開,要糾集同黨拍攝一部劇情電影歌頌當年殺人的榮光,卻在一幕幕戲中漸漸體會到受害者的恐懼,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心魔。

電影中也透過Anwar Congo側寫擔任屠殺行動要角的非政府準軍事組織「五戒青年團」(Pemuda Pancasila Youth),五戒青年團多為像Anwar Congo一般的地痞流氓,在蘇哈托於1998年下台之前迅速壯大,成員高達300萬人,至今仍是印尼的主要地方勢力,握有政治、媒體等資源。

時至今日,兇手們仍逍遙法外甚至位居地方權力中心,當年的真相及正義在當地仍是敏感話題,受害者家庭長年活在恐懼之中。

導演的印尼大屠殺二部曲《沉默一瞬》轉而關注受害者家庭追尋真相的歷程,凸顯出印尼社會理所當然地遺忘且拒絕面對那段血腥歷史。


《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電影海報。

主角Adi Rukun試圖為自己出世前遭殺害的哥哥Ramli Rukun尋找真相。藉由驗光師身分,他直面殺人者,拼湊當年Ramli被殘忍支解的經過。他親自走過Ramli屍體被殺人小隊丟棄的蛇河(Snake River)河岸、逼問當年負責看守囚虜的舅舅為何毫無作為。

片中不時穿插Adi觀看導演早先錄製訪問殺人小隊隊長 Amir Hasan的影片。他們繪聲繪影當年如何拖行、支解Ramli,甚至在當年手刃Ramli之處比讚合影。Adi提出疑問:是否他們必須表現麻木才能掩飾殺人如麻後的恐懼?

答案也許是肯定的。「喝了人血才不會發瘋。」在《殺人一舉》及《沉默一瞬》中,當年的殺人者自陳。

今年初的奧斯卡獎季,Adi與導演於美國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我從未感到如此自由與放鬆,」他絲毫不因身分曝光而緊張,「我身邊不再是威脅我們長達50年的兇手。」

勝者書寫歷史,不只街坊鄰居,社會對於當年那段歷史講述的是殺人者的光榮版本。片中,Adi兒子的學校老師以恫嚇口吻教導學生共產分子是不信神的罪人,理當被剿滅。

但這兩部紀錄片仍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幫助印尼直視歷史傷口。

雖《殺人一舉》在印尼上映刪減版本,但《沉默一瞬》上映範圍更廣,無視五戒青年團及反共社團的暴力威脅,在當地多個校園巡迴播映,也有印尼的歷史教師已規劃,要做與傳統妖魔化受害者的論述背道而馳、但更貼近真相的教案。當地媒體也從噤聲不語或歌頌殺人者,轉而以侵犯人權的角度討論大屠殺及至今仍位高權重的犯罪集團

今年4月,由印尼全國人權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主辦的研討會,是印尼政府首次允許大屠殺的公開討論

以種族和解為政見,於2014年上任的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承諾設立和解委員會,但拒絕對當年的大屠殺道歉,也未回應印尼全國人權委員會早在2012年發布報告要求政府啟動刑事調查的呼籲。

不過,導演Joshua Oppenheimer直刺印尼敏感神經,當局下令已終身不得入境。從片尾的演職員名單一個個「無名氏(Anonymous)」也可以看出,離大屠殺的傷口與恐懼真正被撫平,仍是漫漫長路。

 

《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中文預告片:

《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中文預告片: